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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45次经济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解读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以及近期经济走势。
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全称“CMRC中国经济观察”，CMRC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简称。，这一报告会是北大国发院作为国家高校智库的品牌项目，每期上半场研讨国家发展的重大议题，下半场研讨经济近期走势。自2005年创始已经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本期为第45期。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启动之年。十三五规划作为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也是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一个攻坚性的五年规划，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本次报告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演讲嘉宾有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北大国发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教授，国家统计局前局长许宪春，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以及北大国发院教授宋国青。报告会由卢锋教授全程主持，全场400多位听众济济一堂。
徐林：6.5%是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长率底线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是中国五年规划的具体编制部门，徐林作为规划司司长已经参与讨论和制定多个五年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徐林表示，前不久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遵照建议完成十三五规划的全面编制。
徐林表示，十三五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有几个关键指标要在未来五年完成，一是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中高的水平。具体是多高，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今年的GDP最终增速。今年6.8%、6.9%和7.0%所对应的未来5年GDP增长率都不完全相同，但整体来看不能低于6.5%。他特别强调，6.5%不是目标，而是底线。否则就无法保证2020年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徐林表示，从中国过去的GDP增长速度来看，保住这个底线似乎不难，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也还在从高到中高的回落探底之中，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就有了难度。
不仅如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是人均收入问题，还有生态环境、民生等很多目标。在众多关联目标中，徐林重点介绍了两个目标。
第一是减贫脱贫。全面小康社会不能再有贫困人口，而中国目前还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很艰巨，因为很多已经不再是贫困县贫困乡等连片的贫困，而是因病因残而贫，脱贫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产业扶贫，生态扶贫、设立最低生活保障等更精准的政策。
第二是生态环境改善。徐林说，中国十二五规划和此前的五年规划中都有生态环境方面的目标，十三五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生态环境改善不再设定污染数据方面的硬约束，比如二氧化硫排放减少多少，GDP能耗比下降多少等。过去的五年规划中，这些指标都实现了，但老百姓感受的环境质量却在下降，因此，这样的目标今后也站不住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生态环境质量要明显改变，这就是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必须得到逆转，而且是老百姓能明显感受到的改善，这个目标实现起来相当不容易。
与十三五的新目标相匹配，中央也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这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变革，尤其是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这么高的位置上还是第一次。
对于未来的新动力，徐林重点介绍了他理解的两项重要动力。一是来自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创新，这是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很好的制度基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策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另一个是产权制度建设。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企业家没有持续的动力；没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得不到有效的激励，我们所期待的科技创新，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也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激发。
姚洋：十三五要避免的几个政策误区
中国要实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目标，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非常关键。姚洋教授认为，要完成这一目标，有些政策误区需要破除。为此，姚洋从四个方面简要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第一、经济增长长期以创新和改革为动力，但短期依然需要刺激投资需求；第二、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第三、当前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非原因；第四、信贷扩张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并有力支持实体企业。
在经济增长方面，未来五年年均经济增速不能低于6.5%，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难事。尤其是参照日本当年的增速变化更显得困难。日本当初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当前的模式接近，但日本转型前二十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2%，转型后二十年平均增速仅有3.5%。日本当初也是大力依靠创新，但创新是个长期工程，短期不易见效。中国要实现十三五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赶超式发展，还必须重视投资。而且短期刺激需求与长期结构调整并不矛盾。当前的CPI环境和国际环境都有投资的空间和必要性。
姚洋表示，在处理产能过剩问题上，中国有过深刻教训。世纪之交的通缩时期，我国钢产量为2亿吨，政府认为产能严重过剩，开始打压产能。但通缩之后我国钢产量快速提高，预计今年产量将接近7亿吨。这说明当时打压产能政策是有问题的，没有考虑到未来经济增长对产能的需求。而且打压产能的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政府保护了国有企业，打击了私营企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姚洋还认为，当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经济下行的结果，不是原因。经济低谷期，很多项目的利用率下降，收益自然也下降，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既有经济效益，也是社会效率，不能简单地用项目财务投资回报率衡量。
最后，姚洋建议政府实行信贷扩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虽然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上升，但这也是经济下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具体建议方面，姚洋一方面希望央行降准，另一方面希望政府置做好债务置换，同时大力发展市政债，提高地方政府的融资与投资能力。
卢锋：粮食“三量齐增”难以持续
卢锋教授当天分享的是中国未来五年的粮食政策研究。十三五建议中有多条关于粮食政策的新表述，比如“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等。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也专门就“关于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问题进行解释。卢锋认为，这意味着粮食政策调整有望成为十三五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要内容。
根据卢锋教授的研究，中国过去一段时期粮食产量、进口、库存出现连续的“三量齐增”，这种“三高”格局难以持续，这三个要素的调整涉及十三五时期粮食产量、贸易、库存等多个问题，对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会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形势。
卢锋教授认为，三高之中的库存高非常明显难以持续，当前的粮食库存量可能已经接近历史峰值，十三五将进入去库存的周期。而在产量高方面，中国从2004年连续11年粮食增产，从4.31亿吨增至2014年6.07亿吨。“十一连增”既有1997-2001年我国粮食产量罕见“5连降”的历史对比因素，也使农业补贴的负担不断加重，难以为继，同时农民的直接受益也只有三成左右。今后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可以采取更直接高效的方式。在进口高方面，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从世纪之交1000万吨上下持续飙升到2014年约1亿吨。进口粮与国内粮的价差使得中国出现一个“进口入市，增长入库”的现象。
在应对政策方面，卢锋建议首先要动态评估粮食周期转变，增加调整主动性，使政策措施走在“周期调整曲线前面”。其次，适度调减影响粮食产量的财政补贴，积极探索耕地轮作休耕试点，扩大地方退坡还林、退耕还牧实践，引导粮农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又次，应在全面准确调查库存规模基础上，及早安排过量库存出口，通过跨省移库等措施适度增加粮食进口替代，消化多年积累的过量粮食库存。
卢锋最后说，总结我国四次粮食相对过剩的经验教训，应大幅度减少有关部门对粮食流通与价格的过多干预，健全完善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目标一致的开放型市场经济的粮食体制与机制。同时实施配套改革：如逐步取消与城乡二元体制相联系的户籍制度，让农民与市民有同等公民权。尽快赋予农民对自有住宅和宅基地的流转权和经营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生产性财政补贴虽能提高农民收入，然而跑冒滴漏较多，并容易导致过量库存浪费。与其对农民提供生产性财政补贴，还不如直接增加对“新农合”、“新农保”、“农低保”等民生支出，更好实现政策调整补偿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双重目标。
许宪春：如何理解对中国GDP数据的质疑
许宪春首先描述了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数据的几类质疑，然后在介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具体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针对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几类情况分别解答。
第一种质疑为中国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矛盾。第二类质疑认为中国在计算多数经济领域的缩减指数时没有扣除进口价格的变化，导致中国GDP增长速度被高估1到2个百分点。第三类质疑认为不变价GDP核算采用的是单缩法，导致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
回答对统计数据的质疑需要回到统计方法本身，许局长在介绍中国不变价GDP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对各类质疑进行解答。实际GDP增速为不变价GDP增长率，计算GDP增速关键在于计算出不变价GDP。我国不变价GDP有生产法和需求法两类主要计算方法，其中生产法GDP由各行业增加值加总而得，而需求法GDP由各需求项目不变价GDP加总而得。因此，各行业增加值的计算与各项目不变价最终需求的计算成为通过生产法和需求法计算GDP增速的关键。由于中国不变价GDP核算采用了多种价格指数，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GDP缩减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并不需要一致。
对于第二类质疑：虽然进口价格下降对工业生产者价格变化产生明显影响，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是市场形成价格的真实变化。从生产核算的角度看，中国GDP缩减指数无需扣除进口价格变化。而从需求角度看，不变价进口已经利用进口价格指数缩减，即GDP缩减指数中已经扣除了进口价格变化。所以，认为中国GDP缩减指数没有扣除进口价格变化，进而导致GDP实际增速高估1-2个百分点的论断，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三类质疑：由于双缩法需要编制两套价格指数，且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编制难度较大，双缩法统计误差一般要大于单缩法，统计学家早已证明，双缩法不一定优于单缩法。另一方面，对工业中间投入价格变化估算结果显示与工业品出厂价格变化相同。工业不变价增加值计算采用单缩法并没有导致2015年一季度工业增长速度高估，从而没有导致GDP增速的高估。
高善文：从农民工收入的结构性变化分析中国通货膨胀趋势
高善文博士认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驱动机制和长期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因而讨论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是重要的。他从农作物价格和农作物劳动密集程度两组数据的相关关系入手，提出2005年前后中国农民工市场出现的民工荒大幅推高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速，使2010-2014年的通货膨胀平均水平大概比前五年（2005-2009年）高出100到200个基点，这一结构性的上涨与周期性无关，但直接影响央行的政策选择。直白地说，过去五年由于农民工收入急剧上升而带来的通货膨胀水平整体上升，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明显趋紧，利率水平偏高，对整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额外的收缩性作用。而展望未来5年，高善文预计，农民工与城镇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已经基本拉平，未来5年农民工工资涨速不会超过7%，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也就很可能进入长期的熊市。
首先，高善文回顾了其在5年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当时他提出了如下重要观察：在2000-2007年的样本期内，某种农作物的劳动力密集程度越高，其价格的累计涨幅越大；而在1990-2000年的样本期内，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是零。从这个关系出发，高善文倒推出了农民工工资的长时间序列，通过分析这一时间序列他进一步发现：整个90年代和2000年初，农民工工资的长期增速与长期通货膨胀水平基本一致；但是进入2003年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出现连续和快速的上升，从2004年到2014年农民工工资年均水平上升速度大概是15%。从以上研究结果出发，他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预测。即在农业生产领域，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不会高达15%；第二，中国的服务业领域大量使用非常低端的劳动力，服务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速也不可能高达15%；第三，即使在工业和制造业领域，也不是所有的细分行业都能实现这么高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速。因此，高善文总结认为2005年前后开始的民工荒大幅度推高了农民工工资的增速，高于大多数行业劳动生产效率增速的水平，一般性地推高了食品价格的涨幅，推高了消费品价格的涨幅，使得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大概高出100到200个基点。央行为了稳定物价水平，因而保持了较紧的货币政策，然而与此同时，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下滑，经济基础就表现得比较差。
最后，高善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认为刚才所讨论的一系列过程的驱动因素和激励已经结束了，未来5年农民工工资平均涨速不会超过7%。他指出，随着农民工工资涨速系统性下降，食品、消费品以及服务业价格水平的上涨速度将放缓。此外，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很可能进入长期的熊市，这一熊市也许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会结束。这两种因素相结合，将使得未来5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平均水平很可能下降到1%左右。这一下降将会带动利率水平的普遍下降，导致持续的外债去杠杆过程，产生比较长时间的系统性货币贬值压力。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有所体现，今年8、9月份更是得到了急剧的放大。
除了货币政策，这一变化还会影响国际农产品和国际能源的价格变动，因为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来讲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013年以来，国际农产品市场开始进入熊市，而中国农产品市场却继续上升，两者之间产生一个越来越大的裂痕，比如小麦市场、大米市场和玉米市场等。由此导致了国内进口量增长巨大，为国内的粮食生产和库存管理带来非常大的困扰。这将使得，未来5年粮食周期以及食品周期处在长期的下降通道之中，从而会进一步压低通货膨胀的水平。
宋国青：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和股票价格
今年第三季度，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上升显著，尤以7、8月份为甚；社会融资总额也大幅上升。如果根据“货币管内需”的传统逻辑，国内需求也该紧跟上步伐有所回升才是。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国内需求不升反降，7月份起发电量不断下降事实从一个侧面显示这一点。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事实让观察者倍感困惑：多出来的货币究竟走向何处？“货币管内需”是否已经失效？未来的需求预测该何去何从？
围绕以上问题，宋国青教授分析认为，第一，今年第三季度货币增长是名义利率下降和股票价格下跌两大推力共同造成的结果。一方面名义利率下降刺激了活期存款增加；另一方面股市大跌推动企业融资和股票金融资产向居民储蓄转化。第二，名义利率与股价齐降，表面上增加了货币，实际上却带不动需求，因此经济收缩也在意料之中。
第一，名义利率下降刺激活期存款增加。今年第三季度广义货币增速回升很大部分是由狭义货币M1增加带来的。自今年4月份以来，M1的环比增长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这归因于活期存款增长率的快速回升。但这只是名义利率下降的产物，并不能带来整体经济的回暖。
第二，股市下跌引发金融资产替代转化，从股市等转到储蓄存款。从长期来看，定期存款（M2减去M1的部分，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中的活期存款）流通速度存在趋势性下降，这与储蓄有关。
除了真实利率的影响以外，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与股票价格变化也息息相关。从短期波动来看，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与上证综指呈正相关关系：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定期存款流通速度也上升，其中以2007-2009年间的同步变化最为明显。但在同一时期，真实利率与股价变化高度相关，同时猛涨的还有房地产市场。这便陷入齐宣王听竽的困境之中：究竟货币需求变化是谁之贡献？如果股票市场起伏确实对定期存款有重要影响，又通过什么机制起作用？
以上两大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股市变化对货币数量的影响：其一，将CPI视作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反应，在2004年前，国民货币资产能够较为准确地正向预测CPI；但在04年后该指标逐渐失效，甚至在2007-2009年后波动方向与CPI相反——2007年货币少了反而通胀，08年货币多了却通缩了。其二，自2005年以来，居民金融资产中的股票资产与非股票资产增量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
结合上述两点，居民金融资产的财富与替代效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2007-09年发生的现象：在2007年，股市房市大涨，居民受财富效应影响消费增加需求上升，同时股票资产价值上升导致其他金融资产反向变化，即储蓄率下降；2008年股市大跌导致居民消费下降，同时居民利用储蓄弥补在股市发生的损失，造成储蓄率上升，这是资产的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8年居民金融资产的环比高增长发生在“4万亿”投放之前，是经济收缩的效果。因此，今年第三季度的现象本质上是股市大跌导致消费倾向下降以及储蓄率上升，企业融资转化为居民金融资产的过程，与2008年发生的故事同理，是股市收缩的结果，而非经济复苏的契机。
转自：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