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常宝，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199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11月至2000年6月，在香港教育学院任教学顾问。2004年3月至2005年2月，任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及唐宋诗词鉴赏。国家社科规划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出版专著9种，发表论文60余篇，集中在楚辞、史官文化与文献、诗词释读三个方面。
学科是大学发展的基础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把手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正在开展的“双一流”建设呢？
过常宝：“双一流”建设对北师大来说是一个新的机会。
虽然以前也有“211”“985”，但是“双一流”建设却是明确以学科为中心的。各个大学的学科发展不太均衡，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学的特色和发展的基础。抓住了学科，就是抓住了大学发展的基础桩，抓住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把手。
如果北师大认清自身的优势学科、基础学科和有发展前途的学科，抓住国家“双一流”建设机会，就能实现稳固而又快速的发展，就能够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对于中文学科来说，如何融入“双一流”建设呢？
过常宝：“双一流”学科建设，意味着一方面要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下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满足、顺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
北师大的中文学科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文学科的发展过程当中，北师大的中文学科起着引领和奠基的作用。
现在的北师大中文学科仍然在全国的中文学科当中处于前列。如何发展古老的中文学科？这是学科本身的问题之一。如果能够借助这个机遇，从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从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需求这两个角度，重新定位我们的发展方向，寻找我们的发展空间，这对中文学科的发展是强大的动力。
记者：可以介绍一下文学院的具体建设计划吗？
过常宝：我们主要从自身建设、社会应用和中文国际化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从传统的二级学科来说，我们的学科发展相对比较均衡，各个层次的人才也比较充分，学术领头人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学科自身也有很多发展条件。这几年来，我们注重从自身建设、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际影响三个角度来发展一流的中文学科。
一是使我们的学科基础更加扎实、牢固，希望在层次结构、人才队伍和学术领域方面继续快速发展，相对保持领先地位。
二是努力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从根本上说中文学科担负社会文化传播、交流的任务，中文学科再也不是纯粹的书本上的学问，它要密切关心国家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应用研究方面要比以前投入更多。另外，中文学科比其他学科而言有很强的民族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外文化交往对中文学科的发展也有很多要求。
三是做好中文的国际化。中文的国际化指中文的推广和普及的程度，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所被接受的程度。我们不仅在国外创办中文学院的国际分院，也在不断提高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我们希望每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都能有海外学习的经历，希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具备国际交流的素质；我们也希望所有想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想要了解中国的人都能够来北师大中文系学习。在“双一流”的平台上我们还会做更多的工作。
“经世致用”看中文，文化中国“走出去”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中文学科的应用性，您能结合文学院的情况再详细谈一下吗？
过常宝：北师大中文学科在社会应用方面居全国高校领先地位。
在应用方面发展最好的是语言文字学科，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咨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2014年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就是由我们这个团队来做的。汉字出版、汉字数字化、汉字的国际编码都是汉语言文字团队做的，他们对文字应用方面的贡献很多。
当代文学团队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做了一些很好的探索。莫言老师领导的国际写作中心已经成为国内高校最有名的国际作家交流平台，国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我们这里切磋，更多中国作家也因之走向国际舞台。我们创办了当代文学学术领域第一家英文杂志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在美国出版发行，这是目前三个最好的当代文学传播平台之一，目前也是国际上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推介杂志。
民俗学团队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今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大会上，中国24节气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专家代表团成员全部来自北师大，一部分是北师大在职教师，另外一部分是北师大的校友。
国际汉语教育主要由汉语言文化学院承担，他们为国家汉办提供各种标准和咨询方案，培训了将近5000名左右的汉语教师，研制的教材也被孔子学院采用。国际汉语学科还帮助泰国、肯尼亚制定了本国的中文教学大纲。我们还在继续发展一些应用技术，比如汉字识别，国家专利局的中英文翻译技术的开发等。
这些都是北师大中文学科在社会应用方面的努力。
记者：对于中文国际化，您能结合传统文化具体谈谈吗？
过常宝：中文国际化实际上也可以指中国文化被国际社会理解的过程。
中文学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播和交流负有重要的责任。不管是社会大众还是国外受众，他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从接受语言文学开始的，所以中文学科对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今天的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推崇拥趸，这些都对中文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学科观念中，被分为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等不同学科，这些划分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这不太利于我们完整理解、把握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包括学科、教学等方面的调整落实。
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被理解的过程，不是说必须让别人接受传统文化，而是让别人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在国外很多被妖魔化，比如西方的文化根基和价值观都在宗教，而宗教具有非常明显的排他性，一些宗教认为中国文化是与西方基督教相背离的。上个世纪初，在美国人的画报上，中国人的形象都是非常丑陋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一点威胁也没有，只是一些外出打工的中国铁路工人，但被西方新闻文化界刻画为恶魔形象，或者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原因就在于异教文化。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本能排斥，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把传统文化介绍到国外去，不是希望推广传统文化，不是希望他们接受我们的文化，或者按照我们的文化来做事情，而是希望他们能了解我们、理解我们，我们的文化存在和你们的文化一样，都具有合理性。我们不用我们的合理性来否定你们的合理性，你也不要用你们的合理性来否定我们的合理性。
师范立校——每个师范生都是传统文化的“火种”
记者：请问您如何理解师范立校呢？
过常宝：我认为我们的师范教育既要立足于国内的基础教育，也不能忽视国际教育和社会教育，我们希望在各个教育层面上做出我们的贡献。
北师大是以教师教育为发展方向的学校，对于中文学科来说，师范立校更为重要。
中文的经典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在课堂上的传播是最有效的。我们相信每个师范生都是传统文化的“火种”，师范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和传播最为重要的平台。如果想要发展中国文化，想要中国文化走出去，没有教师教育，没有师范教育是不行的。当然，现在我们要扩大师范教育的概念，以前的师范教育较为单一，现在教育渠道比较多元，包括社会教育、自媒体等等。我认为我们的师范教育既要立足于国内的基础教育，也不能忽视国际教育和社会教育，我们希望在各个教育层面上做出我们的贡献。对于文化传播来讲，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能比基础教育、社会教育等渠道做得更好。
记者：您认为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过常宝：谈到高校教育，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首先我认为应该培养热爱民族文化、热爱祖国的人才。具体到我们的专业，我们希望培养两类人才。
一类是有深厚文化根底，能够深刻了解中国现状，能够进行有效国际交流的高端中文人才。
另一类针对国外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国际中文人才，希望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使用中国语言、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现状、能够亲华知华，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这都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
记者：请问文学院具体课程设置是否已经体现这样的培养理念呢？
过常宝：对于中国学生，除了在传统学科的基础上，继续深根厚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增加了不少国际化方面的课程和文化体验。
在欧洲、加拿大等国家设立十多个海外学习基地，为文学院本科生提供小学期课程、文化体验、文化课程和文化实习等活动平台。我们有将近70%的学生都有机会被派往国外进行学习，剩下一部分学生将通过外籍教师、选修国外大学课程来弥补。希望通过这些途径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国际交流水平和国际文化知识。
记者：您觉得大学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过常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不仅是大学教师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应该是全部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没有这几项基本素质，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老师。
大学教师需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因为大学老师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中一般被视作学习的典范或者楷模。大学老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在学术职业水准上都应该对自己要求更高。
在北师大中文学科100多年的历史上涌现了很多特别突出的典范，像启功先生、钟敬文先生，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们都爱护自己的学生，忠诚于自己的职业，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我们正在整理他们的事迹，希望能把这些优秀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目前已经出版了《启功评传》等相关书籍。我认为，中文学科有做好老师的传统，我们身边教师的事迹也会对我们的学科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我和北师大的关系：就是一种生来就有的关系
记者：您在师大很多年了，可以谈一下您的师大故事吗？
过常宝：我和北师大的关系就是一种生来就有的关系，就像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故事，也没有姻缘，就是一种与生俱来、血脉相连的关系。
在来师大读书之前，我是一名小学老师。当时那个年代，我只能报考师范大学。所以我就报考了最好的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求学十年后留校任教。很幸运，我能够一直在北师大工作学习。我认为北师大是一个很温馨、有人情味、特别有利于成长的大学。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像是一家人，这种不做作、很自然的关系，让人很依恋。在文学院的历史上，有很多很特别又比较突出、很有个性的人才，他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包容。所以这是我特别依恋北师大的一个原因。
记者：您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过常宝：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些非常有个性。他们在课堂上和老师会公开吵架，但是这些同学和老师们的关系都很好。老师很包容他们，他们的专长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985级同学当中，有做行政工作的、成为世界级诗人作家的、还有像我一样做学术的，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同学与老师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所以不管我们在哪儿工作，都会觉得北师大是我们的一个温馨的家。
记者：文学院有这么多名师大家，您认为他们身上有什么共性闪光点吗？
过常宝：他们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既然选择了教师和科研行业，就应该把这个职业和领域做好。
我的导师是聂石樵教授，他是对我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成长影响最大的人。老先生在学校是个老雷锋，在不能上课做科研的时候常常主动去打扫锅炉房和校园卫生，他是我们专业国内最顶尖的学者，著作等身，所有的文字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老先生比较传统，和先生交往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在先生家里喝过一杯水，因为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每次在先生家里坐沙发也只能坐一半，以示尊敬。这样的老师对学生是十分严格的，但是老师在学术观点方面是非常开放的。
我的博士论文和先生做的是同一个领域，当时他是楚辞研究会的副会长，我的论文也是楚辞。他的很多观点，在我这里都被颠覆了。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每当有其他导师质疑为什么我的观点与导师观点不同时，聂先生一直是为我辩护的，这种行为对我影响很大。聂老师基本不和我们谈生活，虽然可能有些人不认同这点。但是他的这种观点很单纯：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你就应该把这个职业和领域做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您在自己教学、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吗？
过常宝：现在整个社会环境进步很大，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学生像我们以前那样，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成长的环境和需求。
现在学生的思维，做学术的方式，和我上学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学科自身的发展，对学科提出的一些命题，和传统的学问有很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学过程实际上也是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他们对这个时代文化的发展更敏感，对待学术的方式、方法可能会借助一些更加先进的方法，比如他们学术团体的组成方式与以前大不一样。我们以前习惯单打独斗，习惯一个人翻书。但是，他们的学术团体比我们要发达的多。
现在社会状况也和以前不同，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关注学生成长的环境和需求。以前，我们搞学问比较单纯，过得很苦，学生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大家不会抱怨什么。但是，现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要求学生要坐十年冷板凳等。如果再一味地这样做要求，那么有可能就会造成学生发展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