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立春，本应东风送暖，万物复苏，但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似突如其来的寒流，把春光逼回严冬，把所有的人禁锢于宅中。
毒霾泛滥，云愁雾惨。
2月14日，我的恩师孙儒泳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悲恸万分！泪洒衣襟，哽咽无语，哪寻言辞能述哀？恩师归天而去，弟子本应当面告别遗容，跪拜送行，无奈瘟疫当道，阻断了奔丧之路。远隔万水千山，弟子椎心思念，泣血默祈：我的师父，您一路走好！
噩耗冲击的剧痛难以平复，哀思绵绵，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现于脑海。拾取记忆中的几个片段，长歌当哭，以悼先生在天之灵。
我是孙先生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78年到1982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学习期间，听过孙先生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课。先生讲课语言平实，逻辑清晰，举例求证似信手拈来，听后仔细琢磨，才可悟得深含学理。
我本科毕业后报考了地处老家重庆的西南师大的动物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是鱼类学。念本科时同学们都知道孙先生是我国动物生理生态学的开创者。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主要以啮齿类动物为对象进行了大量卓越的研究，锲而不舍三十余年，到80年代已经领军于国内学术前沿，在国际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1986年秋，当我拿到北师大博士生录取通知书时，就做好了改弦易辙，”由水登陆“，从此以啮齿类动物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准备。
但是，入学后第一次见面，孙先生就提出要我继续以鱼为研究对象，不过要以当时国际前沿兴起的鱼类能量生态学为专业方向。他讲：“我自己虽然是以啮齿类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可是你在硕士生阶段已经进入了鱼类学领域，有了鱼类个体生物学和群体生态学的初步实践，具备了开展鱼类生理生态学研究的基础。当然，你要是跟着我搞啮齿类的研究也未尝不可，难度也许会小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在国内几乎还是空白的鱼类能量生态学上大胆地跨一步，今后的学术空间会更大，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你个人在专业上的发展会更有意义。”然后问我：“怎么样？我们一起努力吧，我相信会成功的。”
我真没想到先生是如此为我定位的。我感到先生是在为我量体裁衣，着眼于事业发展的长远前途。感动激励士气，我心无旁骛地按先生的指引前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先生为我选的这条路虽然开头几步甚为困难，但一旦迈开了步子，前景豁然开朗，满眼都是研究课题的学术生长点。我的博士论文成了我毕业以后在好长一段业务航程上的压舱石。
选定了方向，下一步是寻找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没有网络，没有EMAIL，纸质的书刊主要来自北京图书馆。1986年的秋冬之间，有多少天的清晨，我们师徒一人一辆自行车，穿过北京大街的寒雾，到北海旁的北京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从书库中层层叠叠的书架上寻找到一大堆书籍期刊，一人一摞，同桌对坐，各自埋头翻阅，偶尔小声交谈。在这期间，先生教我如何浏览（skim），如何查寻（scan），怎样摘记要点，哪些需要全文复印带回精读，等等，等等。这些做文献工作的基本技术在那段时间得以显著提升。
时至中午，北图餐厅为读者提供每人一份三毛钱的素菜盖浇饭。师徒同桌，聊天就饭，兴味盎然。下午继续伏案攻书。
傍晚时分，两辆自行车并行于返回学校的大街上。紧张了一天的大脑和久坐而致僵直的身躯随着车座的轻颤而放松，习习晚风掠过脸颊，心头充实而舒坦。斯情斯景，浮现于三十多年后的脑海，那番惬意感依然滋润心田。我的师父，多么想再伴您骑车同行，徐徐缓缓，面朝晚霞满天的远方 … …
我这条“鱼”既从水中来，先生就因材施教，在国内学界的空地上“掘塘养鱼”。1980年代，国门尚未完全打开，新研究领域的期刊资料在国内还十分有限。辗转从国外留学的朋友那里得到当时最新的专著《Fish Energetics》（鱼类能量学）的复印件，师徒二人各持一本拷贝。先生对我提出要求，每周要阅读完一章，用半天时间来给他“讲课”，他若没听懂，就提问由我解答。“如果，”他戏谑地说，“我没搞懂鱼类能量学的原理，怎么陪你一起下水捉鱼？”
那本《鱼类能量学》读起来一开始觉得并不太难，但在头脑中试着讲一遍就没那么顺畅了。好多地方得把其中所引用的文献找来读过，方才基本说得清楚。每次我把一章的内容讲完，先生总要提出几个“没听懂”的问题，让我把相关内容再讲细一点。可往往“细”这一点，就成了我得带回去查一堆文献，重新“备课”的课后作业。所以读一章书，总得在“讲课”前后带出一大串需要查阅的文献。当然，不仅限于此，先生也会有课后的即席点评，拨云见月，常常让我感到：哦，原来此处还别有洞天。随着阅读讨论章节的进展，先生说“没听懂”的次数少了，而更多的是针对某个段落的内容提出“这个现象（或观点）很有意思，能不能设计个实验，深入探讨一下？”或者“这个理论还有争议，能不能换个角度验证一下？”之类的问题。这些提问常常会触发头脑中灵光闪现，一下子点燃思想的导火索，引爆出探究的兴趣和激情。其实先生的阅读进度先于我，后来我发现他手中那本拷贝的页眉页边写满了蝇头小楷，字里行间到处有圈圈点点。他早就成竹在胸，教我学问——我学他问，拨开迷津；给我指点——指引方向，点激心灵。
一本《鱼类能量学》如此读完，博士论文的课题设计方案就基本成型了。我的专业入门教材就是这么读完的，我的研究工作思想方法的训练就是这么渐进的。启发式教学、互动式课堂，既深奥也简单。跟着大师学艺，他传授的不仅仅是几招几式，更重要的是蕴含在招式中的内功心诀。先生灌顶有醍醐，润物细无声。他给予我思想方法的这些启示让我终身受益。
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以鱼为研究对象，对他自己未尝不是一个挑战，这需要智慧和胆略，并付出加倍的艰辛。后来，我逐步意识到，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同时，也是在下一盘学科建设的大棋，他把每一位学生都尽可能布局在学科未来的最适生态位上。现在放眼望去，同门师兄弟姐妹们在不同的专业方向上大展宏图，各放异彩，为中囯动物生态学的繁荣增添了蓬勃生机。历史表明，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更是一个高瞻远瞩、成就卓著的生态学教育家。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循循善诱，所立卓尔。那就是我的师父，我永远怀念的孙儒泳先生。
谢小军
2020年2月28日
注：作者谢小军，北师大1978级本科生，1986级博士研究生，是孙先生第一个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