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癸亥岁末和庚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瞬间将整个中华大地按了“暂停键”。为了配合疫情防控，我认真遵照国家、地方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尽量减少外出，做好自我防护。同时，也放弃了春节回老家探望老人的计划。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一直在自己家中，每天重复着相同的活动轨迹，认真准备新学期即将开设的通识课程教案。虽然凭借自己那点儿自学的医学常识，并未对对此次的疫情表现太多的恐慌。我认为，只要不出门，坚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针对每天涌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之长期活动在狭小的居室内，虽不算恐慌，但内心还是有些担心和忧虑。我相信，此时，如果采集并检测一下大家血液或尿液中的糖皮质激素浓度，运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肯定会获得一个显著性高的结果。然而，在2020年2月14日早上，来自孙先生弟子群的一个信息着实让我一下懵了：我的恩师——孙儒泳院士驾鹤离我们而去了！

看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十分沉重。一则因为我刚刚在去年12月3日去广东长隆野生动物园洽谈科研工作期间，曾专门联系了我的师弟吴诗宝，电话咨询了恩师的近况及其作息时间。然后，让他陪我去华师大校医院的病房看望了恩师一家。当时，我给先生打招呼，虽然他已经认不出我，但还是坚持抬头要和我说些什么。我和诗宝一起安抚他不要动，并安排护工给他通过鼻管喂饭。其二，在这个防控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做弟子的，连看先生最后一眼都无法实现。同时，我也在想，这或许也是先生一生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在我和先生近30年的交往中，凡事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尽量不麻烦别人。这是先生一生的一个做事准则。

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随笔撰写此文，以誌纪念并缅怀恩师对我的长期教导、栽培和帮助。

在大学三年级选修《动物生态学》课程的时候，我第一次听任课教师——刘廼发教授提及了孙儒泳先生及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当时也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1992年5月，时任兰州大学“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孙先生，受邀莅临兰州参加该实验室的博士生毕业答辩。我才第一次见到先生本人。他给我的印象是：不善言谈、平易近人。1993年3月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从此，我自己的人生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同时也开启了我和先生的交往，一直到2020年2月14日。

从我1993年9月入学至我1996年留校工作开始，中间除2004年至2006年我去康奈尔大学从事博士后学习外，其余时间一直都是我本人或者我和牛翠娟老师的研究生志愿担任先生的秘书，帮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工作闲暇之余，我也会经常到他的办公室，看他有否什么事情，同时帮忙检查一下电脑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哪一天他的电脑不工作了，那比不让他吃饭都会严重。

2006年，学院为先生安排了专职秘书。不过出于习惯，先生回北师大期间的一些事情，也大部分由我来负责帮忙处理。一是我和先生住同一个家属楼。另外，我的办公室距离先生的办公室也非常近。

我跟随先生多年，自己的身份从先生的学生后到先生的同事，有许许多多的回忆，但是一时却又都想不起来。仿佛先生在对面的椅子上，对我讲述着他刚刚从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献…

然而，当我回到现实，却发现先生已经离我而去，他过去的办公室也已经交给了新来的人。过去他在生地楼的痕迹已经全部消失，得以保存的唯有大家对他的记忆。凭着记忆，我回想起几件事情，分享给大家。

第一件事情：办公室儿童玩具

印象中，这是在2000-2002年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办公楼的出入人员管理还不像现在这样严格。那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具体日期我已记不清楚），和往常一样，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到二楼先生的办公室。一进屋，门口的写字台上摆放了一个儿童玩具盒子。里面是些类似于乐高之类的儿童拼装玩具（外包装非常的简陋）。因为我知道先生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且年龄已大，有一个小孙女曾来过一段时间，但当时不在北京。先生正在里屋电脑桌上阅读文献。我问他这些玩具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刚刚有一个年轻人到他的办公室，直接呼出了他的名字和职称，并声称这个玩具是鉴于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专门定制并免费送给他的孙子或孙女。虽然小伙子一再声称免费，但先生还是给了他100元，之后这个小伙子就匆忙离开了。事后先生也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不过，他还依然感到很欣慰，因为他认为这个小伙子可能真得生活很艰辛，那100元肯定能帮他不少。但愿先生的宽容能够换来小伙子的一生的转变！

第二件事情：大科学家的担当和政治觉悟

这也是目前我国公众、科学家和国家主管部门正在热议的焦点问题。即一个“硬核”的科学家，在事关国家和集体利益和大局的情况下，应以大局为重，国家和集体利益优先。同时，作为一名科学家共产党党员，尤其更应该有担当，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祖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贡献力量。

自从2003年“非典”以后，我便开始关注国内及相邻国家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情况，并着手收集和整理相关的数据。在2005年，我撰写了一篇有关我国及周边国家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情况的短文，并邀请了康奈尔大学一名从事流行病方面的专家加入，同时请他帮忙编辑和润色稿件。在投稿之前，我用Email发给了孙先生，请他审阅。他看过后，认为想法和切入点都非常好，语言也十分流畅。不过，他却不主张我投稿和发表。原因一：这些资料仅仅来自于各种媒体和报道，并非我本人亲自调查的数据；原因二：我国刚刚经历了“非典”疫情的袭击，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损失，现在正是我国快速恢复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发表这样的一篇论文，对我国在国际上的负面影响太大。鉴于此，我听从了先生的建银，忍痛放弃了这篇稿子。今日忆起，当时先生的远见卓识和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大局意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的科研事业能够蓬勃发展，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和繁荣，与像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们的辛勤努力和勇于担当是密不可分的。

先生虽已去，但其精神和灵魂始终萦绕在我的周围

愿恩师千古！

注：作者刘定震，北师大教授，孙先生1993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