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4日，广州传来恩师孙儒泳先生辞世的消息，各种信息渠道对先生的深切悼念纷纷涌入，北京漫天的大雪也仿佛倾吐着悲痛。那些与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也像雪花一样飘落脑海。

我第一次正式拜望孙老师是1999年的教师节，那时的我刚刚成为北师大的一名研究生。决定去老师家送去节日祝福，觉得空着手不太好，于是买了些水果。就这样，一个新生揣着些许胆怯来到了孙老师家。老师亲切地给了我很多勉励，临别起身送我，并且拎起我带来的水果，嘱咐我“问候收到了，但是东西还是拿回去”，还说“年轻的学生不要学着给老师送东西”。语气很严肃，我顿时不知所措，但还是乖乖地听了老师的话，这兜水果真的怎么拎去又怎么拎回来了。我感觉孙先生的学生大多都有着一种质朴和纯洁的品质，这一定与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2000年起，我担任孙老师的秘书。至今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为孙老师报销差旅费，孙老师把车票交给我，特地嘱咐：补助不要领。他说“我去开会或者讲座，食宿都是对方单位报销，不应该再领出差补助了”。先生的淡泊名利和廉洁清正令人敬佩，也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

孙先生评价自己“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我看来，这第一句评价是先生谦虚了，孙老师就是极具天赋而且非常聪明的人！在做孙老师秘书期间，孙老师搬办公室，我曾经与老师一起整理书柜。先生的书柜中除了俄文文献、英文文献，还有日文和德文的文献。我满眼崇拜地看着老师，问“您还会德文啊？”老师微笑着说“我只是会看，不会说”。我还发现了一些泛黄的乐谱，继续升级着自己的崇拜，问“音乐您也懂？！”老师说“是啊，我还当过小学音乐老师呢”，表情特别温暖。我后来知道了先生早年的音乐梦想，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但是我从未见过先生弹琴，我想他是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生态学吧。

孙先生不仅关注基础研究和科学理论的进展，也非常关注国家的生态建设。2006年，我已经博士毕业在出版社工作。当时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刚结束，国家林业局出版了图书回顾几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工作并回应民众的关切。图书出版后，我们希望孙先生作为生态学家对大熊猫保护工作给予评价，于是我找到老师。跟老师的交谈中，我提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声音，认为第一次调查是30多年前开展的，三次调查的组织力量和技术手段都有差异，放在一起比较来说明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的趋势，不过是一种政绩表达。甚至有人质疑投入这么多，保护一个物种值不值。孙老师说：“这种认识不正确，野外种群数量调查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结果都是要接近和反映真实的种群数量。我们国家做了这么多切实的工作，多次调查，时间跨度这么大，得到种群数量都是一千多头，至少说明大熊猫种群数量基本稳定，没有大幅减少，这是保护的成效。大熊猫保护是有示范作用的，投入是值得的。”孙先生语气坚定，视角宏观，言语中浸透着对国家的关切。这一席话，让我这个投入在大熊猫保护中的人备受鼓舞，仿佛站在高处，抛开那些凌乱的纷争，看清了方向。

跟老师的相处，还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我的博士导师是孙儒泳老师和刘定震老师，学习和研究主要是刘定震老师指导的，在研究上得到孙老师亲力指导和肯定的机会并不多。2004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孙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要表扬你，今天答辩表现的很好。不做老师可惜了。”这个场景至今回忆起来都是甜甜的，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师对学生的爱护。我想孙老师不吝鼓励，一定是知道他的肯定对学生的意义。

2001年的一天，孙老师的《动物生态学原理（第三版）》即将付梓。大概是因为完成了繁重的书稿审校，看得出老师的轻松。他跟我说“教材快出版了，出版社要定价60多，学生能不能买得起呀？”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但是清楚地记得老师担忧和关怀的语气。孙先生著译了许多生态学教材，这些教材在各个历史时期广具影响力。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是读着这些教材认识生态学的，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读者也是孙先生的学生。2017年，我去广州看望孙老师。当时孙老师已经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我告诉孙老师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他立刻说“我退休了，不再写书了。”可见写书这个事在他生命中的重要位置。

孙老师，非常有幸成为您的学生，感谢您让我看到一种人生高度，让我知道真正的科学家和好老师是什么样子。这种优秀和美好就像一盏明灯，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感到孤单。

田红

2020.2.18

注：作者田红，200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