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既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更筑牢了“十五五”时期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而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支撑，正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性统筹与体系化整合。科技创新通过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已成功构建起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基础、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区域科创中心为枢纽的多层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这一体系本质上是对弗里曼提出的“公共和私有部门、机构组成的创新网络”的本土化实践与升级。通过明确各主体功能定位与协同机制，“十四五”期间实现了新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引入及扩散，精准回应了国家创新体系以制度性安排支撑战略需求的核心要义，为“十五五”时期深化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的核心任务将是在“十四五”构建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系统协同与效能提升，持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根基。“十五五”期间，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将持续破解三大关键问题：第一，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彻底突破“卡脖子”瓶颈，在“十四五”布局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方向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可控。第二，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能，以“十四五”制造业升级、绿色低碳转型与民生保障技术创新成果为起点，推动技术向更广泛场景渗透。第三，筑牢国家战略安全屏障，在“十四五”生物安全、能源安全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完善风险预警与应对技术体系。

为实现这些目标，“十五五”将延续并优化“十四五”的顶层设计思路，以系统性思维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升级，具体聚焦以下四大举措：一是持续优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架构。加快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进一步整合跨学科、跨领域科研团队，升级世界一流科研基础设施，强化国家实验室在关键技术攻关中的“领头雁”作用，同时推动区域科创中心协同发展，形成更高效的创新资源配置格局。二是强化创新投入与资源配置效能。创新投入是“十五五”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的核心支撑，而“十四五”已构建起坚实的投入基础，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2025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强化央地协同的资源配置模式，破解创新要素流动不畅难题，实现公共资源与市场活力的深度融合。三是夯实人才与基础研究支撑。人才与基础研究方面，2024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到7.08%，创历史新高。“十五五”将在“十四五”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扩大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布局，同时优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为原始创新提供智力支撑。此外，进一步完善成果转化体系，破解“最后一公里”障碍，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四是完善成果转化与全球创新联动体系。以创新集群为枢纽，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推动我国创新系统从要素积累向效能提升的深度转型，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跨越。

当前，全球创新合作与竞争更趋复杂：一方面，美欧在高端制造、前沿技术领域的封锁可能导致部分行业“脱钩断链”风险上升；另一方面，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对我国新能源、数字技术的合作需求持续增长。国内创新集群也面临跨区域协同不足、技术标准国际认可度有待提升等问题。“十五五”时期需以务实举措强化创新集群内外联动，通过制度化设计、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全面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与全球创新治理参与能力。

在对内协同层面，重点构建全国创新集群联动发展体系，通过成立跨区域协调领导小组、制定协同发展五年行动计划，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实施“揭榜挂帅”式联合攻关，同时搭建全国统一的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平台，推动科技人才、数据资源、科研设施跨区域自由流动，打造“研发+制造+资源”的跨区域产业链，形成优势互补的创新生态。

在对外拓展方面，着力打造“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高地，结合东南亚数字经济、农业技术需求与非洲清洁能源、公共卫生发展痛点，精准布局海外联合研发中心，依托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等通道推动优势装备、标准服务与技术方案同步输出，在合作园区构建“技术-产业-标准”一体化推广体系；深化制度型开放合作，与共建国家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标准纳入国际标准体系，同时在人工智能伦理、量子科技安全等前沿领域主动牵头或参与国际规则磋商，依托多边平台推广“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参与全球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与科研基础设施跨境开放，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训，全方位提升全球创新网络话语权。

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辅相成、协同发力，是《建议》中“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依托，直接关系到“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成效与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演进，本质上是依托数据要素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的特性，构建“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的价值创造机制。“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数字经济从局部领跑迈向全面引领的关键跃升期，必须立足“十四五”积累的坚实基础，聚焦核心瓶颈精准发力，以“创新突破+基建升级”双轮驱动实现战略性跃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一）数字技术创新：从基础领跑至引领突破

“十五五”时期，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核心目标是构建基础研究自主化、核心技术可控化、产业应用规模化的全球领先创新体系，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十四五”时期积累的技术与生态优势。数字要素的深度参与正重塑创新主体关系与要素配置逻辑，“十四五”形成的专利规模与产业基础，正是数字化驱动创新体系效能跃升的核心支撑。“十五五”时期，数字技术创新将重点突破三大方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攻坚。针对“十四五”期间仍存在的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卡脖子”环节，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攻关机制，将“十四五”形成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向基础理论领域延伸。二是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赋能。“十五五”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向制造业、农业等实体经济深度渗透，力争2030年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实现翻倍增长。三是构建国际领先的创新生态。依托“十四五”形成的数字技术专利优势，牵头制定全球数字技术标准，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规则。

当前，数字技术自主创新仍面临内外交织的复杂局面：国际层面，部分国家通过技术联盟强化关键领域封锁，以相关法案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主导权，同时新兴市场对数字基础设施、智能应用等技术需求激增，为我国数字技术出海提供新空间；国内层面，虽已形成完整数字技术产业链，但部分核心环节仍未突破，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不高、区域创新资源分布不均，且存在部分区域创新要素利用率偏低等问题，制约着创新效能释放。

展望“十五五”，数字技术创新将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融合加速推进，单一技术突破已难以形成持续竞争优势。需通过建立跨领域协同创新机制、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多技术路径交叉融合，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二是人工智能向“通用智能+行业专用”双向演进。需聚焦通用智能底层算法、算力基础设施研发，同时搭建场景化应用孵化平台，针对制造、医疗、金融等重点行业需求定制专用模型，以场景化落地倒逼技术迭代，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三是全球数字创新格局从单极主导向多极共治转变。需主动对接发展中国家技术普惠化需求，通过技术输出、联合研发等方式推动我国数字技术标准国际化适配，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数字基础设施：从规模领先到质效并重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座”，其发展演进呈现“规模积累-质效跃升”的阶段性特征，而质效提升阶段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更强的赋能效应。以“十四五”时期构建的全球最大网络基础设施体系为基础，“十五五”时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实现6G技术从研发到商用的突破。在现有基础上集中突破信息超材料、太赫兹通信等核心技术，完成关键技术试验，实现重点城市商用试点，同步主导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等国际组织的6G标准制定，彻底扭转部分专利依赖局面。二是构建全国一体化智能算力网络。升级“东数西算”格局，重点提升长三角、京津冀等东部枢纽的智能算力水平，强化西部枢纽的绿电支撑能力，同时研发自主可控的算力芯片和操作系统，解决核心软硬件自主可控率低的问题，实现算力总规模快速增长。三是推动基础设施全行业融合应用。进一步拓展融合深度，重点在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国家级示范工程，同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实现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全面数字化升级，提升基础设施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率。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自主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全球主要经济体围绕6G标准主导权、算力资源分配规则展开竞争，同时新兴市场对高效能、低成本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持续释放，为我国技术输出与生态合作创造空间；我国虽已形成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但区域间资源协同效率仍有提升空间，部分核心技术与关键软硬件的自主可控能力需进一步强化，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的行业进度也存在差异，制约整体效能发挥。

“十五五”时期，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将呈现三大方向：一是以技术跨域集成为突破。锚定数字网络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算力与绿色能源耦合发展、通信与感知能力一体化升级的核心方向，以技术标准协同为牵引，构建融合研发平台与技术体系，推动单功能设施向多功能复合载体转型，强化跨领域技术集成的工程化落地能力。二是深化生态化与智慧化共生发展。将绿电应用比例提升、智能调度水平优化作为基建升级核心考核指标，推动低碳技术与数字基建深度融合，布局智能微电网、绿色数据中心等新型载体，建立基建全生命周期低碳运营机制，实现低碳转型与高效服务双向赋能。三是推进资源配置全国统筹。针对算力、网络、数据等要素跨区域协同调度的迫切需求，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调度平台，完善跨区域资源共享机制与利益分配模式，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与运营，破解要素流动壁垒，提升整体效能。

技术创新的生命力在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全球具备通用性的关键共性技术，如何加速应用与普及，是大国战略性竞争的重点。《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支柱，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力量，智能制造则是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体现。因此，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重点需落脚到智能制造领域。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产全链条要素的协同重构过程，即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突破为生产流程优化提供技术内核，而生产环节的场景需求又反向推动技术迭代，二者形成的“技术-场景”互动闭环，是破解传统制造刚性约束、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逻辑。

“十五五”时期，我国智能制造将进入纵深融合、体系跃迁的关键阶段，其发展逻辑既延续了“十四五”时期以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的核心方向，又在产业基础、应用场景和全球竞争力上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十五五”智能制造的核心任务：多维协同推进体系升级

立足发展逻辑，“十五五”时期需聚焦四大核心任务，从技术应用载体、核心攻坚方向、关键基础设施、价值实现目标四个层面协同推进，推动智能制造实现体系升级。

智能工厂作为技术落地核心载体，其升级方向尤为关键。“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体系从梯度培育向协同联动转变。未来五年，基础级智能工厂将重点实现从设备联网到数据赋能的跨越，在“十四五”生产设备自动化升级的基础上，构建标准化数据采集与分析能力，解决中小制造企业转型“不会转、不敢转”的痛点；先进级智能工厂需突破“环节集成”瓶颈，实现研发、生产、供应链、市场服务全链条的数据贯通与智能协同，强化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等优势领域的示范效应；卓越级智能工厂则要向“自主决策、全球引领”迈进，在“十四五”光伏、动力电池等领域智能装备突破的基础上，打造具备柔性生产、绿色低碳特征的世界级标杆；领航级智能工厂作为最高层级，将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灯塔”，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系统集成深度融合等方面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支撑我国在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

产业基础再造将成为“十五五”智能制造的核心攻坚方向，按照《建议》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要求，聚焦破解制约产业升级的技术瓶颈，这是对“十四五”时期“加快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任务的深化与延伸。“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在基础软件领域，依托“十四五”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应用积累，开发适配多场景的工业操作系统和工业App；在核心部件领域，突破传感器、工业芯片等关键器件的性能瓶颈；在智能装备领域，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的国产化与规模化应用，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闭环体系。

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互联网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设施，“十五五”时期将实现从广泛覆盖到深度赋能的转型。“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强化工业互联网的算力支撑、数据治理、安全保障三大能力：构建跨区域工业互联网算力网络，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调度；建立工业数据标准体系，破解“数据孤岛”问题；完善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从生产辅助工具升级为产业价值重构的核心引擎。

从成效转化来看，“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实现从效率提升到价值创造的跨越，提质、降本、增效、减碳的价值属性将进一步放大。未来五年，随着智能工厂协同体系的建成，将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转型格局；智能制造不仅将推动制造业生产模式变革，更将在绿色低碳发展、全球价值链升级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二）“十五五”智能制造的发展环境及实施导向

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对高端制造、工业软件等领域的战略布局，通过技术封锁、标准壁垒等手段争夺全球产业链主导权，同时新兴市场对低成本、适配性强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需求上升，为我国技术输出与生态合作开辟新空间。我国在智能制造领域已形成规模化应用格局，但核心技术与关键软硬件的自主可控能力仍需强化，中小企业转型资源不足、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制约着智能制造整体效能的释放。

“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发展将具备三大特性：一是以技术跨域集成为核心导向。聚焦“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与实体制造一体化应用的主要趋势，搭建跨领域融合研发平台，构建“技术研发-工程化验证-产业化落地”全链条体系，推动单一属性技术应用向多技术协同赋能升级，强化智能产线、柔性制造系统等融合场景的工程化落地能力。二是深化发展模式协同化转型。以产业链协同为抓手，推动龙头企业搭建产业链协同平台，通过技术共享、产能协作、标准共建等方式带动中小企业融入创新生态，同时建立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优化区域间资源配置与分工协作，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区域资源互补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三是推动绿色与智能深度融合。将低碳指标纳入智能制造升级核心考核维度，推广绿色制造技术与节能装备应用，构建全生命周期低碳运营体系，通过碳足迹追踪、能源智能调度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产业向高效能、低排放方向转型。

五、企业创新主体：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产学研融合是激活创新生态的内在动力，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巩固需依托这一机制实现创新资源高效整合。产学研融合的核心效能在于以企业为牵头主体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机制破解科技研发与产业需求脱节的“两张皮”问题，这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关键路径。“十五五”时期，企业创新的核心任务是从主体确立向效能提升转变，通过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筑牢根基，精准要素投入强化支撑，专精特新企业破解瓶颈，产学研融合打通堵点，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突破，系统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这与《建议》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要求高度契合，而“十四五”期间企业创新生态的完善，为该任务提供了坚实实践基础。

（一）夯实基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核心支撑

企业创新效能的提升，需要持续稳定的创新投入作为保障。“十五五”期间，需持续巩固“十四五”时期的良性机制，推动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且投入结构需精准优化，重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卡脖子”领域倾斜。而支撑这一目标落地的基础，正是“十四五”期间培育壮大的优质企业群体。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生态构建，在深圳的“6个90%”创新密码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体现：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有力证明了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重要地位，这一基本逻辑不仅铸就了深圳的创新活力，也为全国优质企业群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专精特新企业成为产业链补短板的关键力量。《建议》明确提出，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十五五”时期，需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专精特新”培育规模，重点推进三项工作：一是建立“产业链图谱-技术需求库-创新资源池”精准对接机制，实现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匹配。二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协同升级，强化企业间技术协作与资源共享。三是聚焦芯片制造、工业软件、高端材料等关键环节集中发力，提升这类企业在核心领域的竞争力，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

（二）突破升级：以产学研融合驱动创新效能提升

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破需依托产学研协同机制落地，这也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核心路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衔接难题的关键，与《建议》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核心实践方向高度一致。“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推进国家高新区中试验证平台的标准化建设，在“一站式”服务基础上，新增技术熟化保险、中试成果评估等增值服务，彻底解决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同时，继续扩大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试点范围，让更多科研人员从实验室研究者转变为成果转化推动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科技成果的规模化与高效化转化，是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的直接体现，也是“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成效的重要考核指标。“十五五”将重点打造“技术交易-中试转化-产业应用”的闭环链条，建立全国统一的技术要素市场，推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领域的技术成果加速落地。同时，依托“十四五”期间形成的技术推广经验，进一步扩大优质技术在中小企业的覆盖面，提升产业链整体创新水平，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突破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的战略重点。“十五五”将进一步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建立“需求清单-榜单发布-多元攻关-成果共享”的全流程体系，聚焦量子信息、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前沿领域，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动态评估与容错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十五五”时期，需推动创新模式从局部攻坚向全域性系统重构转型，引导企业建立“需求精准对接-协同研发攻关-成果快速转化”的闭环链条，在绿色低碳、数字安全等新赛道搭建创新要素集聚平台，通过技术差异化、场景定制化培育核心竞争优势。同时，需以企业为创新核心枢纽，通过两大关键举措系统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是深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完善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通过创新券互认、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人才跨机构流动等政策工具，推动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卡脖子”核心领域和优质创新型企业集聚。二是优化全域协同创新模式，搭建跨区域、跨行业创新协同平台，在绿色低碳、数字安全等新赛道构建“需求洞察-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市场验证”的全周期创新生态，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