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40年来，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8%，素质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

 

河北乐亭县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在欣赏该校师生制作的皮影绢扇（牟宇/摄）

 

       年近九旬的顾明远如今仍活跃在各种教育战线上。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带博士生，同时还在编纂第三版《教育大辞典》、第二版《世界教育大事典》，参与主持国家级课题研究。

 

       顾明远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并创立了现代教育理论、主体客体统一论，成为了当代中国教育界的标杆性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顾明远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回顾了中国基础教育之变。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哪些影响深远的发展成果？

 

 顾明远：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基础教育非常薄弱，学校数量不足，整体质量也不高，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十分缺乏。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发展的成就，可以总结为四点：

 

 一是教育观念发生了极大转变。改革开放之前，教育观念是“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1985年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现在，教育被视作民生工程，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

 

 二是教育规模大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便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截至2017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8%，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基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非常不容易。现在国家已经在推动高中教育的普及。

 

 三是法制不断完善。过去我们没有教育法，40年来中国相继制定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民办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四是学术大繁荣。40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开始走出高等学校，走向基层。广大中小学校、广大教师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实验和教育研究。创造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各种教育思潮层出不穷，百花齐放，群芳争艳。

 

 《瞭望东方周刊》：在“普九”方面，具体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顾明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提出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这可以看作是普九的起点。

 

 1986年，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颁布，为普九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双基”）是中国20世纪教育发展的总目标之一。到2000年时，全国两千多个县中80%以上的通过了普九验收。

 

  2011年，“两基”目标全面实现，这意味着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已经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现在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率已达到93.8%。

 

“普九”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在教育，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比如为经济产业发展提供了素质更高的人力资源，使我国从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此外，“普九”还为社会输送了精神面貌更积极向上的群体。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要达到95%。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哪些困难？

 

 顾明远：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过去对于生理和心理有特殊帮助需求的儿童等特殊群体的义务教育，是建立特殊学校进行隔离教育还是实施融合教育，没有明确的顶层设计，未来这一块要加强。

 

 再一个就是少数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岛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失学辍学现象，所以还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下大功夫“控辍保学”，解决这一问题。

 

 素质教育不是教育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出未来要持续推动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教育才算得上是素质教育？

 

 顾明远：“素质教育”是相对“应试教育”提出来的，总体上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但这个概念一提出，也引起教育界的争论。有些教师认为，应试能力也是一种素质，有考试就有应试，不能一概否定应试教育。

 

 我认为可以从教育的目的论来理解，即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就是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不是反对考试，素质教育也要考试，只不过我们反对把考试、把片面追求升学率当成目的。

 

 总体而言，素质教育不是解决当前教育困境的处方，也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理念、一种方针。

 

 我认为如果从生命发展的视角来说，教育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提高生命质量和提升生命价值。对个体来说，提高生命质量，就是使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提高生存能力，从而生活得有尊严和幸福；提升生命价值，就是使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提高思想品德和才能，从而为社会和人类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么看来，素质教育就是要以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提高学生为社会、为人类作贡献的能力为目的，而不是狭隘的为提高考试成绩。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素质教育推进这么多年，有什么得与失？

 

 顾明远：这些年素质教育的推进非常困难。现在小学阶段的情况还稍微好一些，因为它离中考、高考远一点。比如北京一些发展较好的小学，校长们很注重改革，他们认为孩子就应该生动活泼，有幸福的童年，于是尝试通过教学改革，让学生真正愉快地学习，有兴趣地学习。但到了初高中推行起来还是很难。主要是因为评价制度不科学、教育发展不均衡、教师整体素质不匹配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的，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推动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另外一点，各个学校在探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主题“跑偏”的问题。我常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师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但是这里的活动是思维活动，并非仅仅是肢体活动，也并非是要以课外活动来替代课堂教学。

 

 现在很多学校的课外活动确实搞得很好，但一到课堂就不行了，这非常危险。我始终认为，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因为落实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主要还要靠课堂教学。而且学习还是要在集体中，集体中才有学习的氛围和环境，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讨论。但在课堂上，教师要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学会主动启发学生思维，发挥好引导作用，让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等形式，自己探索创造，培养学生思维。但不容置疑的是，虽然存在一些问题，素质教育的理念已经在全社会深入人心。

 

 教育公平不是平均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你提到教育发展不均衡也是限制素质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

 

 顾明远：目前的教育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东中西部不均衡、城乡不均衡和学校之间不均衡。地区和城乡的不均衡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教育就需要投入，投入不足，当然就发展不了。目前，我们的教育经费是以省为单位统筹的，以北京与河南相比，北京市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为2.1万元，河南却只有5900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南的经济发展远不如北京。虽然经费不是绝对数，但至少在教育上的投入差距是巨大的。当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同。但中部地区人口多，投入少，会影响到教育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顾明远：我认为首先要进行县一级的均衡，就是一个区域内，各个县之间的教育发展应该首先实现公平。然后再慢慢去推动省一级教育均衡。事实上，省一级的教育均衡很难做到，因为省级地方有很大不同，大城市和小县城、农村和农村都不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教育均衡问题也涉及社会比较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你在提出现代教育理论时也强调，公平性是现代教育的最基本特征。国家在推进教育公平上做了哪些工作？

 

 顾明远：我们对教育公平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有3个层次。一个是教育机会的公平，指国家要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学习发展的机会，包括入学机会的公平、公正，享受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使每个学习者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这是国家要做的。在这方面国家做的工作比较多，比如普及义务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助学，就是为了减少学生因贫困上不了学的情况，让每个人都享有教育，这是最基本的公平。

 

 二是教育过程的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让每个学生享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这里的“有质量”就是过程公平，包括教育投入、教学设备、教室和教师的配备等资源的分配。这方面国家也做了大量工作，如不断增加教育投入，通过“改薄”等措施改善贫困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通过免费师范生计划、特岗教师计划等项目为农村地区输送优秀毕业生。

 

 三是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把所有学生培养成一个样子，而是国家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学生个人去努力争取公平的结果。

 

 我认为最好的教育是给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也是最公平的教育。每个学生都有差异，无论是学生个人的天赋、思维品质、思维结构，还是家庭环境，都不一样，所以需要因材施教，让喜欢艺术的孩子学艺术，喜欢文学的孩子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