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风雨兼程，曲折回转、日新月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披荆斩棘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历史成就。以一篇文章回顾40年德育学科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发展历程，并非易事。但若做大体概括，仍可将中国（大陆地区）德育学科发展的主要阶段与核心经验进行简要梳理。

 

一、德育学科建设的基础重建阶段（1976—1990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结束，与整个国家的变革步伐相一致，全国学校教育迅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德育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解决“文革”遗留的种种问题。这一“拨乱反正”主要表现为：第一，批判、纠正“文革”在德育上的错误路线；第二，重新强调学校德育的重要地位；第三，积极整顿、恢复学校德育工作秩序；第四，大力开展旨在重建基础文明的学校德育。
 

1978年之后全国学校德育的重建工作则主要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努力重建规范化的学校德育。教育部相继制定了《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和《高等学校学生守则》等一系列学生行为规范，并先后出台了《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等德育工作规范。这些都有力促进了学校德育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序列化。第二，以思想政治课改革为重点，加强新时期德育工作。这一时期，基于优化和完善思想政治课的课程结构、推进政治教学改革的设想，教育部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一系列的德育教材，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德育教材体系。1985年前后还探索过“一纲多本”的政治课教材模式，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效。第三，在全社会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化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时期教育目标。

 

与德育实践的发展相一致，德育学科建设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一直处于基础重建阶段。这一阶段的德育学科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德育研究成果的出版；二是德育研究组织的建立。这些均为此后德育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德育研究成果形式多样

 

以大学教材为例，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是胡守棻主编的《德育原理》。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德育原理教材，也是我国德育原理学科恢复与重建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德育原理学科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除了教材，80年代的研究者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傅维利等人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等人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也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对于国外德育思想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德育研究的论文非常多，但研究聚焦与社会热点基本同步，主要讨论德育的社会本质、德育的精神文明建设功能等议题，也具有明显的拨乱反正、学科“重建”的特征。

 

（二）专门德育研究组织先后诞生

 

1985年6月下旬，为了讨论（改革开放）新时期青少年思想品德面貌以及新时期德育目标、内容、方法等重要课题，全国德育论领域的专家齐聚南京，举行“新时期青少年德育学术讨论会”，并于会议期间建立了“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德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学术委员会的前身），作为协调全国德育研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机构。在高校及中小学德育方面，也先后诞生了以德育实践研究为主的相应的学术组织与机构（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德育研究分会等）。

 

二、德育学科建设的初步繁荣阶段（1990—201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校德育实践继续开展旨在提升德育实效的探索。我国于1994年、2001年、2004年分别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等重要文件，对加强基础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一时期，在国家整体课程改革的框架之下，大学及中小学德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进展，突出表现为国家德育课程标准取代德育课程大纲以及若干套教材（初中《思想品德》9套、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15套）的出版，在政策上也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德育课程架构。一批教育学、心理学专家积极投入国家德育课程建设，为这一时期德育课程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相应，德育学科发展也逐渐出现了初步繁荣的迹象：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德育专业队伍日益壮大，德育研究机构逐渐增设。总体而言，可以从德育研究成果的产出、德育学术人才培养两个方面来归纳这一时期的德育学科发展状况。

 

（一）德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这一时期的德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涉及德育的各个研究领域，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较前一阶段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首先，在教材建设方面，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鲁洁、王逢贤共同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檀传宝著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2000）、黄向阳著的《德育原理》（2000）、郑航著的《学校德育概论》（2007）等一系列教材陆续出版。其中，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对新时期德育研究成果进行了高水平的整合、提升。该书针对当时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力图构建适应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新的德育基本理论，为德育原理以及整个德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檀传宝著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黄向阳著的《德育原理》等教材在突出道德教育主线与相关概念分析、理论重构等个性化追求上具有突出的特色。

 

其次，在著作出版方面，一方面，涌现了一大批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柯尔伯格研究》（1995），戚万学的《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在各自的德育研究领域也陆续出版专著，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班华主编《心育论》（1994），檀传宝著《德育美学观》（1996）、《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1998）等。这些专著的出版不仅深入解释了我国德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也大大开拓了德育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

 

进入21世纪，德育学科不断完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更多的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些著作分为四类：德育分支学科研究、德育交叉学科研究、德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德育学科的译著。

 

1.德育分支学科研究

 

学科不断分化是学科研究不断深入和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德育分支学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以丛书的形式呈现，代表性的作品有郭本禹、杨韶刚2007年主编的“德育心理学丛书”（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张澍军2008年主编的“德育哲学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者主要包括：杨韶刚的《道德教育心理学》和《西方道德心理学的新发展》（2007）、汪风炎的《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2007）、岑国桢的《青少年主流价值观：心理学的探索》（2007）、万增奎的《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学研究》（2009）。后者主要包括：张澍军的《德育哲学引论》（2002）、赵志军的《德育管理论》（2008）、郭凤志的《德育文化论》（2008）、范树成的《德育过程论》（2004）。除了丛书形式的成果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黄富峰的《德育思维论》（2006）等。

 

2.德育交叉学科研究

 

学科的发展除了自身理论建构，还需要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德育交叉学科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果主要有：2005年前后南京师范大学集中出版了“德育新路向丛书”（人民出版社），包括鲁洁的《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高德胜的《生活德育论》、孙彩平的《道德教育的伦理谱系》、郑富兴的《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新品格教育》、汪凤炎的《德化的生活：生活德育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等。而同年朱小蔓主编的“当代德育新理论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则囊括了：朱小蔓的《情感德育论》、侯晶晶的《关怀德育论》、刘慧的《生命德育论》、丁锦宏的《品格教育论》等。

除了这些丛书，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彭未名的《交往德育论》（2005）、刘超良的《制度德育论》（2007）、王仕民的《德育文化论》（2007）等。

 

3.德育问题的专题研究

 

学科的发展动力之一是不断回应并解决各种现实问题。德育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各种现实德育问题的不断研究和探索，其成果表现为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与发行。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下。

 

檀传宝于2005年主编的“当代中国德育问题研究”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主要包括：王啸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公民教育》、魏曼华等的《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成长》、刘志山的《移民社区的思想道德教育：以新兴移民城市深圳特区为例》以及檀传宝等人所著《网络环境与青少年德育》和《大众传媒的价值影响与青少年德育》。2009年檀传宝又主编了“德育新视界理论丛书”（浙江教育出版社），主要包括：檀传宝等的《问题与出路：若干德育问题的调查与专题研究》、王小飞的《道德教育文本研究》、徐萍的《校长和他的学校：校长道德领导研究》、苏静的《被关怀者道德品质的培育》、曹辉的《道德教育与人的经济生活》。而杨小微、黄向阳也在2009年主编了“多元文化与学校德育重建研究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主要包括：靖国平的《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德育环境建设》、卜玉华的《班级生活与公共精神的养成》、杜时忠与卢旭的《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课程建设》、黄书光的《价值观念变迁中的中国德育改革》、黄向阳的《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道德教学：课例研究》、杨小微的《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课堂重建：课例研究》、王凯的《教学作为德性实践——价值多元背景下的思考》、余维武的《冲突与和谐——价值多元背景下的西方德育改革》和朱晓宏的《儿童的成长：另一种记忆——学校道德氛围的改造与重建》等。

 

除了以上丛书之外，相关的著作还有李太平的《全球问题与德育》（2002）、毕世响的《乡村生活的道德文化智慧》（2002）、杜时忠的《德育十论》（2003）、刘济良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2003）、易连云的《重建学校精神家园》（2003）、郑航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2004）、陈桂生的《中国德育问题》（2006）、胡斌武的《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德育的现代化》（2006）、高德胜的《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2008）、李菲的《学校德育的意义关怀研究》（2009）等。

 

4.德育学科的译著出版

 

积极、主动与学科发展的国际与时代潮流相接轨，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离不开对国外相应学科成果的引进和介绍。近些年，在学科发展的国际视野方面，国内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了一批国际德育前沿著作，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下。

 

魏贤超主编的“20世纪国际德育理论名著文库”（浙江教育出版社），其中收录了杜威的《道德教育原理》、路易斯·拉思斯的《价值与教学》、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的哲学》等六部名著。 杨韶刚、郭本禹主编的“道德教育心理学译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其中包括了马丁· 里奇、约瑟佛 · 戴维提斯（Joseph L.Devitis）的《道德发展的理论》、唐纳德 · 里德的《追随科尔伯格》、马丁· 霍夫曼的《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拉瑞 · 纳希的《道德领域中的教育》等著作。檀传宝主编的“当代德育理论译丛”（教育科学出版社）中，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内尔 · 诺丁斯的《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2006）、罗伯特 · 纳什的《德性的探询：关于品德教育的道德对话》（2007）和路易 · 勒格朗的《今日道德教育》（2009）等。从以上著作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德育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德育学科群日益庞大，德育的交叉学科研究日益增多，德育学科对现实德育问题的观照日益凸显，国外德育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不断引入。

 

从学术期刊上来看，是否拥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成熟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已经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但是，在学术出版领域，以德育命名的公开学术期刊一直没有。2005年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德育》获准在国内公开发行。《中国德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性德育理论刊物，也是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会刊，在德育理论和实践领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华南师范大学主办、1985年创办的《小学德育》杂志改为《中小学德育》，也成为我国德育领域面向实践的重要理论刊物之一。除了《中国德育》《中小学德育》，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从2006年开始，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了《道德教育评论》系列丛书，丛书每年一册，主要是道德教育研究的论文集。

 

（二）德育学术人才高质培养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状况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现状。最早招收德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鲁洁、王逢贤教授等。几十年来，一批卓有成就的德育研究者，已经逐渐成为国内德育研究的中坚力量。至今，专门招收德育方向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已经有十余所：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从地理分布看，目前德育方向及相关博士点已经涵盖华北、华东、西北、华中、西南地区。从人员的结构看，尽管少数德育博士点负责人因为退休或工作调动等原因已经不再招生或在其他学校招生，但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德育学者已经接过了接力棒，从而保持了德育博士点招生和建设的延续性。    

 

三、德育学科建设的多维提升阶段（2012—2018）

 

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一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在中共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7）、《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4）等相关文件中均得到了强化与落实。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于德育工作的领导作用，除了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外，中小学德育课程的教材也和历史、语文学科一样采取了全国统编教材的做法。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教材局，以专责加强教材管理，落实“立德树人”核心教育目标。这一时期，初中、小学德育教材名称统一为“道德与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德育内容得到了突出强调。

 

与德育实践的变革相关联，德育学科建设除了保持了与上一阶段相同特点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德育学科当前及未来“提升”的最大可能性所在。这一新的趋势突出表征为德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组织机构的发展两大方面。    

 

（一）德育研究领域日渐拓展

 

德育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大领域已经成为德育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1.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十八大则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强调加强宪法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也都与公民教育有着最直接的内在关联。当代中国教育理论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理论论述。

 

2011年底，檀传宝等人在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其“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是构建中国公民教育理论体系的系统努力。此后，2013年刘铁芳的《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学探究》（教育科学出版社）、李冰的《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冯建军的《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叶飞的《公共交往与公民教育》（人民出版社）、2016年檀传宝的《培育好公民——中外公民教育比较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杜时忠与张敏的《重构学校制度生活 培养现代公民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著作相继出版，均是我国公民教育理论建设的重要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公民教育研究年刊《中国公民教育评论》2016、2017两辑也陆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成为公民教育理论探索的重要平台。东北师范大学饶从满、中山大学郭忠华等人也在公民教育研究著作的翻译引进、指导博士生从事国际公民教育比较等方面成就卓著。刘争先的博士论文《公民教育与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对中国近代公民教育发展历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2015）等一大批研究生学位论文，则代表了中国公民教育探索的新生力量。

 

2.生活德育

 

生活德育是鲁洁教授等人在实践唯物主义指导下，借鉴杜威、陶行知等人生活教育理念而倡导的一种重要德育理念。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鲁洁教授领导的团队有效变革了中小学德育，尤其是小学的德育课程设置，从课程标准的制定到相关教材的编撰。

 

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有关论文中，鲁洁教授等就提出过生活德育理念。2005年出版的《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就集中收录了其《德育课程的生活论转向——小学德育课程在观念上的变革》《回归生活的德育课程——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教材探寻》《再论德育课程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三篇生活德育的重要论述。同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德胜的《生活德育论》、汪凤炎的《德化的生活：生活德育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等著作也是生活德育理论的重要探索。近年，生活德育理论研究主要在应用和深化两个方面继续发展，表现为高德胜的著作《道德教育的30个细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吕丽艳的论文《经验论与唯理论：生活德育的哲学之争 ——由鲁洁先生“自我质疑”而来的启发》（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唐汉卫的《生活道德教育的回归与重建》（教育发展研究，2013），马和民、王德胜的《生活德育可以取代知性德育吗？》（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龙霞的《知识德育、制度德育与生活德育的教学整合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等等。

 

3.制度德育

 

2002年前后，以杜时忠教授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德育学术团队提出了“制度德育”理论。其理论主张切中时弊，激浊扬清，在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制度德育理论和模式不断发展完善，已经成为对当代中国学校德育实践变革具有重要影响的德育理论探索之一。

 

一般说来，制度对于德育的意义、制度本身的德育意义为教育学所广泛肯定。如何聚焦制度与德育的相互关系，深入探索制度德育的意义、内涵、教育机制等，则是“制度德育”研究者们努力的重点。最近几年，这一研究领域代表性的论文与著作包括：杜时忠的《制度何以育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杜时忠、张敏的《重构学校制度生活 培养现代公民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程红艳、刘爱民、张凤的《学生制度生活与学校公共领域的创生》（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刘长海的《破解学校内部制度建设迷局》（中国教育学刊，2013），傅淳华的《现代化进程中学校制度发展的考察与反思》（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张添翼的《仅有参与是不够的——学生参与学校制度建构的问题与对策》（教育科学研究，2016）等。

 

除了以上产出，制度德育研究者们还以教育部重大项目（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研究，2012）等课题研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仅华中师范大学一校，就已有以“制度德育”为主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各7篇）等形式聚焦制度德育，取得了十分可喜的研究成果。

 

4.学校德育诊断与教师德育专业化

 

学校德育诊断是将德育理论与实践有效衔接、推进学校德育的一项重要探索。这一探索起步于檀传宝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与香港田家炳基金会的一项合作。研究持续了6年（2008—2014），涉及5所田家炳基金会项目学校。2015年，这一研究也在北京地区的部分学校有所拓展。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檀传宝等著的《学校德育诊断案例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班建武著的《学校德育问题诊断的策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学校德育问题诊断研究——框架、流程与实务》（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以及班建武的系列论文《学校德育问题诊断的基本流程》（中国教育学刊，2010）、《学校文化现状诊断及改进路径》（中国教育学刊，2011）、《学校德育问题诊断刍议》（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等。

 

教师德育专业化也是檀传宝等人近年关注德育实践的一项重要探索。早在2007年，檀传宝就曾经邀约蓝维、易连云、迟希新、王小飞在《教育研究》上发起“教师德育专业化笔谈”，并发表《德育教师的专业化与教师的德育专业化》一文，明确倡导“教师德育专业化”。此后，研究团队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教委的合作项目（北京市中小学德育专家资源库建设）、香港田家炳基金会合作项目（学校德育推进计划）的机遇，不断在理论及实践上推进“教师德育专业化”，并陆续出版了与这一概念直接关联的项目成果《教师德育专业化读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走向德育专业化——学校德育100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2012年10月，檀传宝在《教育研究》上再次发表《再论教师德育专业化》，对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概念、目标分类及实践途径作出了更系统的阐述。目前，这一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教育部等决策部门、师范院校及中小学德育一线工作者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学校德育诊断与教师德育专业化均是实践取向的德育理论探索。虽然学校德育诊断与教师德育专业化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对于中国德育未来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二）学术组织与研究机构不断发展

 

从研究组织机构来看，一方面是德育论学术委员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并与国际同行交流日益频繁，另一方面是有关德育的专业研究机构日益增多。

 

首先，“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原德育论专业委员会，2014年起改称“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学术委员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到2017年，已经连续召开了26届学术年会，在2017年的第26届学术年会上，全国参会代表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人，为历届新高。在香港田家炳基金会大力支持下，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从2014年起在年会中开始实施对内、对外“开放”政策，即“对内”邀请国内德育领域之外的相关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的一流研究者，以及“对外”邀请国际上知名的德育研究者（如Elliot Turiel、Hugh Starkey等）与会交流。与此同时，为了激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德育理论研究行列，从2015年起开始颁发“中青年德育论文奖”。上述活动有效拓展了全国德育理论研究的视野，促进了学科交叉及中外德育学术交流，也大大激励了中青年德育学者投身德育学术的积极性。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已经成为全国德育理论工作者最为重要的学术交流与组织平台。

 

其次，多所高校设立专门的德育研究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高等院校即开始设置专门的德育研究机构，高校德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在德育理论研究方面，较早成立的研究机构有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1994年成立）和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2003年成立）。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2013年成立）和西南大学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成立）等德育研究机构也先后成立，成为聚集德育研究队伍、推进学科建设的新一代学术平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组织出版的《道德教育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中国公民教育评论》、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组织出版的《中国德育评论》等以书代刊形式的德育学术出版物正是这一平台作用的重要标志。

 

四、德育学科建设的中国经验

 

由上可知，40年中国德育学科的发展，也是一个在探索中不断求得进步的历史进程。从不足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德育学科发展尚存在一些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联系不够紧密、德育学术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等问题。但如果着眼于德育学科建设在探索中取得的进步，则也有若干经验可以借镜于来者，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直面现实与实践关怀

 

直面社会现实、关怀德育实践，是40年来中国德育学科发展最重要的理论品格。从20世纪80年代对于基础道德重建的呼吁、世纪之交对于新世纪挑战的思考，到近年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等议题的集中关注，中国德育理论工作者均及时回应了当代社会对于德育实践变革的迫切需要，对当代中国德育理论建设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德育理论工作者对国家德育决策、课程改革及学校德育变革的积极参与，也对40年来中国德育实践的进步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德育学科的未来发展，也应当继续建立在与中国社会发展积极互动的基础之上。

 

（二）科学精神与思想解放

 

科学精神本质上是所有学科发展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在单一政治功能强调危及改革开放的时候，集中讨论德育的经济、文化、个体发展功能，在市场经济甚嚣尘上的时候，倡导德育的超越性本质与功能、德育美学观，为了反对强制灌输的德育惯习而倡导公民教育、生活德育、制度德育等，都是德育学科发展批判性的重要见证。

 

40年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思想解放。德育学科建设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另外一方面学科建设本身也逐步走向了改革开放。40年来，大量国外德育理论成果进入中国，一批国际德育理论的杰出研究者（如Nel Noddings、Elliot Turiel等）先后到访中国，让中国德育学科建设已经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

 

（三）组织推动与共同体建设

 

中国德育学科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德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的40年。1985年“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德育专业委员会”成立时，全国师范院校从事德育理论研究者不过区区数十人。2017年第26届全国德育学术年会，参会代表已经超过了500人。德育学科建设主体的发展壮大，不仅表现在数字增长上，更重要的表现在质量提升上。一大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一些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的研究者均已投身中国德育学科建设。如只聚焦于德育学科自身，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在德育学术共同体建设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二十多届高质量的德育学术年会，学术思想得到有效交流，一批德育研究的骨干已经成长起来，更多青年德育学人正在茁壮成长。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德育学科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总体说来，40年中国德育学科建设在不懈探索中实现了显著的进步，并累积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经验。虽然由于许多原因当前中国德育学科建设也存在诸多局限、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基于40年累积起来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中国德育学科建设作出几点简要但确定的展望：第一，中国德育学科可望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中实现更多的理论创新；第二，中国德育学科建设将继续保持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以更高质量的学术进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第三，目前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通过“对内”“对外”开放以及“全国中青年德育论文奖”等方式对德育学科建设发挥组织推动作用的宝贵经验在未来必将更自觉地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德育学科的建设将因为专业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水平提升而继续保持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中国德育学科建设的未来，一定会比已经过去的40年更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