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喜迎党的百年华诞，回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命题，光明网理论编辑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共同策划推出系列文章，邀请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的专家学者发挥各自学术专长，深入总结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乡村治理历来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指基层党组织通过领导乡村多元治理主体、融合多元治理规则、采取多元治理工具，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乡村善治目标。这是我国乡村治理实践的智慧成果，也是党中央从历史角度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这就为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提供了指明灯和施工图，也对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阶段从组织体系、制度供给、工作机制方面加强对“三治融合”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领导多元主体需要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加强党组织对“三治融合”的领导能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组织力。中国乡村治理主体是政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经济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民主协商的治理主体，基层党组织是激活乡村多元治理主体活力的重要力量，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一是要加强党组织对多元主体的政治领导力，坚持“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基本制度，加强民主意识和民主本领，从不同主体中把素质过硬、群众信任的人才选拔到组织岗位上来，提高整体政治素养。二是要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凝聚力，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成农村群众的自觉行动，站在多元主体的立场上分析情况、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做好群众服务工作。三是要加强党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推动力，发挥基层党员艰苦奋斗的示范带动作用，带领和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社会的发展优势。
融合多元规则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供给能力
加强党组织对“三治融合”的领导能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多元治理规则的统筹协调，构建并提供科学统一的制度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在我国乡村治理中，治理规则既包括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硬性规则，也包括传统礼法、道德规范等柔性规则，还包括村规民约、自治章程等综合性规则。因此，基层党组织制度供给能力是要在尊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基础上整合“三治融合”中的多元规则，实现价值引领、素养提升和执行落地，构建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统一、科学的乡村制度规则。
具体说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筹多元规则，使村规民约发挥价值引领的功能，例如针对乡村治理过程中部分群众的不良行为制定针对性的村规民约，促进多元规则的集中统一，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二是注重村民民主素养的培养，规范多元规则的表达途径，如通过严格规范村民协商参与程序，使不同群体在协商民主的框架内进行利益诉求表达，从而培养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提升乡村社会自治、德治、法治融合程度，维护群众自治权力并引导村规民约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关注制度执行落地所需要的配套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村民民约的执行效力，如对作出贡献的个人，给予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倾斜，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报表扬或张榜公示等。
使用多元工具需要完善基层党组织沟通协调工作机制
加强党组织对“三治融合”的领导能力，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乡村多元治理工具的灵活运用，建设完善沟通协调工作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随着重心和资源的持续下沉，乡村基层党组织需要沟通协调的对象日趋复杂，所使用的治理工具日益多元，既包括议事会、监事会、调解委员会等新型民主制度工具，又包括村务信息化、网络社群、网络参政平台等现代化管理手段。通过完善工作机制的方式增强基层党组织使用多元治理工具的效能，是提高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的关键环节。
完善党组织沟通协调工作机制建设，一方面需要完善内部工作整合机制，以乡村内部治理效能为导向统筹安排不同治理工具，把乡村干部管理、村容村貌建设、乡村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管理工具统筹在基层党组织综合治理框架下，形成乡村治理合力，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变成基层高效整合资源、干事创业的“绣花针”，以绣花功夫激活乡村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需要扩展外部工作对接机制，借助社会多元治理工具完善乡村治理横向的开放水平。如通过各类协商平台建立相应对接机制，完善乡村对接东西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的制度安排；通过建立外部资源承接机制，高效承接各类社会资源进入乡村，形成人才、资源在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双向流动，以乡村治理水平为抓手促进乡村更好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原文刊载于光明网-理论频道；作者章文光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农村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宫钰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农村治理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