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郑光美教授并记教授与中国鸟类学的国际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新闻网

今年三月在澳大利亚开会时，丁长青跟我说，郑光美院士（以下称教授，是我一直对他的称谓，觉得改称院士太疏远了）身患重病。虽说有了心理准备，在10月3日惊闻郑教授离世的噩耗，还是禁不住那种沉痛哀伤。

我跟郑教授是在1994年1月初次见面的。当时首届海峡两岸鸟类学会议要在台北召开，教授经香港前往台湾，我在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工作，保护区经理杨路年（已故）在浙江乌岩岭考察黄腹角雉的时候受过教授的照顾，问我可否协助教授办理经港赴台参加海峡两岸鸟类学大会事宜。我仰慕教授已久，而且在1992年于俄罗斯举行的黑龙江/阿穆尔河国际鹤类鹳类大会上，跟教授的好友王岐山教授也结为好友，所以欣然答允。

在郑教授留港办理证件期间，跟他天南地北的谈论鸟类学，如沐春风。我本来也是计划参加海峡两岸鸟类学大会的，有关东方白鹳的论文也呈交了，机票也买了，但因会期改动，最后没有成行。想不到两年后，还不用等到第二届海峡两岸鸟类学大会，就正式开展了与教授和中国鸟类学会的合作。

1995年，我到日本野鸟会工作，当时正是亚洲鸟类研究和保育起飞的年代，日本野鸟会和国际鸟盟共同筹备亚洲受胁鸟类红皮书的编写工作。以往两部红皮书（非洲和美洲）都是由国际鸟盟的前身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ICBP）编写，但亚洲红皮书的编写工作，日本野鸟会和国际鸟盟认为应该鼓励亚洲各国的鸟类学者和保育工作者主动带头执笔，不再全由外人包办，借此提高各国对保育工作的重视。亚洲各国都成立以本地学者为主的编写小组，不再“被代表”。我在赴日工作后，跟日本野鸟会和国际鸟盟商议，主动跟郑教授沟通释疑， 1996年2月在北京与中国鸟类学会讨论并取得共识，在同年7月底呼和浩特召开亚洲鸟类红皮书的中国大陆编委会议，郑教授邀请了以下国内鸟类学者参加编写委员会：许维枢、谭耀匡、王岐山、杨岚、高玮、刘迺发、余志伟、高育仁、李福来、张正旺（我后来征得郑教授同意，也邀请了丁长青和马志军参与一些受胁鸟类的资料编写工作）。编委会议之后，紧接着就是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中国鸟类学大会暨第二届海峡两岸鸟类学会议。红皮书编委会议的结果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大家都感到满意，合作愉快。

1996年2月在北京讨论的事项，除了亚洲鸟类红皮书的编辑，还有黑脸琵鹭的保育行动计划的执行实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黑脸琵鹭的全球数目估计只剩下二百余只，而最重要的越冬地（台南曾文溪口）正受到湿地开发的威胁，所以国际鸟盟在1994年全球大会决议编写并在1995年出版了第一本黑脸琵鹭保育行动计划。日本野鸟会提出在北京召开行动计划的执行会议，这个建议得到郑教授的支持。同年5月，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动物所的旧址，举行了一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共同讨论行动计划的具体执行，促进区域内分工合作的会议。1997年6月在东京再一次召开会议回顾行动的执行情况，郑教授也被邀请出席会议指导工作。这两次执行会议，直接推动了黑脸琵鹭的协同研究，包括借卫星追踪发现新的繁殖地点，越冬地同期统计黑脸琵鹭数量，也带动了其他水鸟的区域性合作和保护。黑脸琵鹭的数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数百只上升至现在的超过六千只，从默默无闻的鸟种变成各地鸟类保护的象征，也成为亚洲各国合作保育的一个骄人成就，郑教授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振兴亚洲的鸟类研究和保育，日本野鸟会和国际鸟盟、印度萨利姆-阿里鸟类学与博物学中心（Salim Ali Centre for Ornith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简称SACON）于1996年11月在印度南部哥印拜陀市举办第一届泛亚鸟类学大会（Pan-Asian Ornithological Congress，简称PASOC）。为了促进亚洲鸟类学发展，我们邀请了郑教授、高育仁教授、刘伯文教授等参加泛亚大会。郑教授被邀请在大会开幕式上作嘉宾发言。在会议期间中印两国的鸟类学团体也有讨论加强联系，共同推动亚洲的鸟类研究。

1998年10月底，日本野鸟会在东京都八王子市举办了亚洲鸟盟各参与团体的会议，共同讨论展望21世纪亚洲鸟类的研究和保护策略。郑教授和丁长青教授也出席并发表他们的想法。会议后我安排他们访问了山阶鸟类研究所等机构。当时郑教授、许维枢等开始筹划2002年国际鸟类学会议，借此机会也跟日本各研究机构讨论会议的筹组。记得当时跟中国竞争2002年会议主办权的还有以色列，但我们的意见是中国的地位重要，而且新一代研究人员正在成长茁壮和步向国际，将来中国在国际鸟类学研究会占一个重要位置，应该让中国主办大会。

由于编写红皮书的合作经验愉快，1998年我与郑教授讨论另一个国际鸟盟的区域性项目：重点鸟区（Important Bird Area，简称IBA）。红皮书以重要物种为中心，而IBA以重要的地区（不一定受到法律保护）为中心。

中国大陆重点鸟区的第一次会议于1998年12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参加者包括郑教授和邢莲莲、常家传、赵正阶、王岐山、杨岚、刘迺发、余志伟、马鸣、高育仁、周放、丁平、张正旺、丁长青、卢欣等。香港观鸟会当时开始想到加强与内地的合作，所以我也邀请了马嘉慧参与会议。IBA在2004年第一版出版以后，因为国内观鸟活动日益蓬勃，在2007年我征询过教授的意见后，邀请国内的观鸟团体添补一些新发现的地点，第一本中文的重点鸟区名录在2009年出版。

在2002年的北京国际鸟类学大会以后，郑教授就将很多中国鸟类学会的事务交给年轻一代负责了。但每次到北京，如果教授时间方便，我还是找机会跟他老人家一聚，谈谈近况，教授总会给我一些有智慧的建议。最近期的一次，应该是2015年3月，我跟陈水华博士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莱昂斯（Don Lyons）博士到全国鸟类环志中心讨论当年夏天在浙江环志燕鸥的计划，也同时拜会教授。之后就是在合肥和长春的鸟类学大会期间跟郑教授见面了。2019年以后疫情来临，交通不便，想不到就没有机会再见了。

郑教授是令我感到高山仰止的学者前辈，现在都离去了。我自己要不是特别的幸运，五年前也已经离开这世界。每个人都是时光的过客，能在漫长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里相聚认识，是值得庆贺的缘分。郑教授为中国鸟类学界留下丰厚的遗泽，我们每一个，在离去以前，也应该细思，我们为将来的人留下了什么，开创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