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3日14时29分,我的授业恩师郑光美院士与世长辞,享年91岁。得知噩耗,悲痛万分。我为郑先生祈祷,寄托我的哀思。
郑先生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对我毕业后的工作、生活乃至对孩子的教育也都一直关心备至、指点迷津。我们的感情很深,就像家人一样。回想起和郑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幕幕生动的画面浮现眼前……
回顾我走过的路,如果说取得一些成绩的话,无不归功于学生时代诸多良师的引领和教导,其中对我影响最深刻、最重要的一位,就是郑光美先生。
被成功“圈粉”
我第一次见到郑先生,是1986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那时大学二年级,年少叛逆,听不进任何说教。我们班(生物85)也非常活跃,经常出状况、搞事情,在全系甚至学校都“小有名气”。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辅导员张正旺老师根本镇不住我们,搬出他的导师郑光美教授给我们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我当时是带着“别被洗脑”的警惕性去听的。
那天晚上,郑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有日本占领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有解放前北京城老百姓生活的艰难,有他中学期间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有他在东北师大研究生班跟随苏联专家野外考察的严苛训练,后来又讲到他的鸟类研究项目和国际学术交流,像讲故事一样,风趣幽默,却充满家国情怀。大家听得着迷,不知不觉激发出了为国家强大而努力读书的责任感,还纷纷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高的英语学习热情,很多同学通过考托福和GRE,全奖出国留学,不少人甚至忽略其他课程,专攻英语。记得有些同学把“新英汉词典”背一页撕一页,直到把所有单词全背下来。我当时不愿意下功夫学英语,正对班里高涨的英语学习氛围耿耿于怀。针对如何看待英语学习的问题,郑先生谈到了专业和思维的重要性,其中的一句话,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你们再怎么学英语,也没有美国的流浪汉说得好。英语是工具,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外国人才会看得起你。”
那天晚上,郑先生把他的经历和见解,讲出了“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课程思政”效果。我们班很多同学被郑先生这个报告成功“圈粉”。
引领我走上科研之路
我的学术生涯是从1987年寒假帮郑先生课题组饲养黄腹角雉开始的。最初的工作只是打扫卫生和准备饲料,随着逐渐产生兴趣,我积极加入到人工繁殖、孵化和育雏的研究中,后来干脆把被褥搬到鸡房,晚上睡在操作间的大桌子上。那段时间郑先生经常去鸡房看那两对宝贝的黄腹角雉,给我讲解它们在野外的习性和繁殖情况,告诉我这是国内首次在高纬度地区进行黄腹角雉人工繁殖,意义重大,让我多注意观察。我一有新发现就跑去向郑先生汇报,每次都能得到郑先生的肯定和鼓励,而这又充分调动了我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睡在鸡房,我得以在黎明时分听到笼舍里异样的响动,首次观察到黄腹角雉在笼舍内求偶炫耀的全过程,以及当时的场地情况和光照条件,为之后的笼舍丰容和在野外发现黄腹角雉繁殖地奠定了基础。那一年,黄腹角雉在北师大生物园繁殖成功!1988年,在郑先生的指导下,我设计了人工光照促使黄腹角雉提前产卵的实验,使黄腹角雉的产卵时间提前,产卵量明显增加。接下来郑先生就安排我查文献、写论文,接受正规的科研训练。
大四那年,我对是否读研没有明确规划,而我们班67名同学只有3个保研名额,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并不优秀,对保研资格从未想过。郑先生了解到我的情况后,通过黄腹角雉野外生态学工作激发了我对今后研究的兴趣,确定了读研的目标。然后,他亲自给校长写信,介绍我的科研进展和成绩,为我特别争取到一个保研名额。从保研那一刻起,跟着郑先生做科研,就成了我唯一感兴趣并倾情投入的事情。两年后,我又有幸获得提前攻博的机会,成为郑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
大学毕业时,其实有许多种选择,正是郑先生的引领和点拨,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那时确定的鸟类生态学研究方向,至今专注,从未改变。
研究生期间,在郑先生家的书桌前
研究生期间,郑先生带我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左三:张正旺老师;左四:山西庞泉沟保护区王俊田先生)
危急时刻的逆行
1990年11月,郑先生带我到乌岩岭,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野外工作。上山前,保护区的同志告诉我们,这一带最近有一只豹在活动。郑先生以前在乌岩岭没遇到过豹,我们以为就是老乡们随便说说,没当回事。一天上午,我在核心区的“大树林”发现了黄腹角雉的取食痕迹和粪便,兴奋不已。郑先生说,黄腹角雉就在附近,而野外的很多机会不是搜寻来的,是“等”来的。于是我们拉开将近100米的距离,开始“守株待兔”。亚热带山地密林中的100米,其实挺遥远的,彼此看不见也听不见。为了不干扰黄腹角雉的活动,我还特意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我头上的山梁附近,大约三四百米的地方传来“哇”的一声,几秒钟后,又是“哇”的一声,距离近了些。我知道这是某种动物的叫声,但离得较远,也没害怕。这时,透过林下灌丛,我看到郑先生挥着登山镐,沿小路向这边冲过来。看到路边没我,就开始大声喊我的名字。直到我从隐蔽处站起,郑先生的紧张状态才一下子放松了下来,问我听到叫声了吗?我说听到了,挺远的。他说这就是豹的叫声,而且朝你过来了,几百米的距离,对于豹来说是轻而易举。
郑先生后来说,当时把他吓坏了,知道我没有野外经验,担心我出意外,冲过来把豹吓走。接下来的几天,郑先生就一直教我在野外遭遇黑熊、豹等大型猛兽该怎么应对。最后在他回北京前,把他在野外从不离手、独自使用十多年、曾救过他命的那把专业登山镐,传给了我。
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在“大树林”多次近距离遭遇了那只豹,还有一次遇到黑熊,所幸都是和向导陶兆平在一起,我们俩兄弟齐心,沉着应对,有惊无险。看到这些猛兽在山林中的敏捷、凶猛和破坏力,看到豹子在密林间像一段丝绸一样飞速飘过的身影,惊恐之余,我更加深了对郑先生的敬佩和感激。他那次明知危险,在危急时刻的逆行,是对我的担心,更是一位老师对学生的责任心。
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与导师合影
师者榜样
我博士毕业后到中科院动物所工作,除了指导研究生,几乎没有教学任务。2007年,我转到北京林大,讲授《普通动物学》。这本经典的教科书就是郑先生编写的,至今已经发行了180余万册。我学生时期学的是第二版,到北林讲课时已是第四版,郑先生叮嘱我要把教材“吃透”。备课时,遇到一些理解或把握不透彻的地方,我随时去找郑先生请教。他除了给我讲解知识点,还跟我聊了许多他是怎么备课的,以及如何掌控课堂气氛。这些后来都在我的课堂上收获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2008年初夏,我带北林本科生去松山野外实习之前,心里没底。当时北师大正在小龙门实习,郑先生让我去“取经”。记得我到的时候已是下午,天空飘着小雨,其他老师都带学生们出去了,只有郑先生在等着我。郑先生当时已76岁高龄,冒着小雨带我进山,帮我回忆20年前的野外实习内容,还专门带我去找当地特色鸟绿背姬鹟,讲解来龙去脉;专门带我去听他们新发现的褐头山雀的一种“di—di—”的叫声……20多年后重回小龙门的那几天,真是收获满满,很多内容、方法、案例和故事,都“即插即用”到我的野外实习教学中。我沿用至今,效果极佳。
同样是2008年,因为我刚去北林工作,郑先生在教学方面对我特别关心。记得那时我有一件“北京—呼和浩特汽车拉力赛”的纪念T恤衫,特别合身,郑先生夸我穿着好看。我挺高兴,说我在学校经常穿,因为学生们也说好看。郑先生停顿了一下,严肃起来,让我在讲课时不要穿这件衣服。他说:“你看这衣服肩膀上的这个图标(拉力赛的路线图),虽然不大,但挺显眼。你转过身写板书的时候,学生们会看见,会琢磨这是什么地图,会分心。教师上课,要衣着简单、朴素,避免学生分散注意力。”
郑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60多年来一直耕耘在教学一线,他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改革多次获得国家级成果奖,2007年获得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奖……他的这些成就,对一名普通教师来说,可能遥不可及,但他对每一堂课的重视,对每一个知识点的打磨,以及自己对着装细节的要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是我们能够学习也能够做到的。
郑先生仁义、谦和、睿智、勤奋,守规矩、讲道理,对人特别有礼貌。他记着每一个人的好,尊重并照顾每一个人的特殊需求,帮助和提携每一个向他求教的年轻人,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郑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被他的谦逊和礼貌所感动。我也因为是郑先生的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很多同行前辈们的关照和帮助。我在乌岩岭因捕捉不到黄腹角雉而苦恼的时候,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高育仁研究员把自己捕捉白鹇和山鹧鸪的“机关”画成详细的图纸寄给我,并在信中说,就是因为感激郑先生对他的帮助,才把自己从不外露的机密告诉我。
我想,郑先生留给我最重要的,远远超越了学术本身,而是他对待科学和教学的态度,和对学生负责的精神。郑先生“踏实做事,莫问前程”,“不能对不起学生”的话语,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他的言传身教和职业操守,为教师这一阳光下伟大的职业增添了荣耀,堪称师者榜样。他一身正气、淡泊名利、潜心育人,始终默默践行着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真正的“四有”好老师。
先生走了,音容宛在,他就是一座灯塔,引领着我们前行。傍晚,阴郁的天空中无声地飘下雨丝,湿润了地面,这正是在寄托学生们对他深深的怀念。我抬起头,闭上眼,任雨丝拂面,脑海中浮现的,是郑先生慈祥的笑脸……
敬爱的郑先生安息吧!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丁长青
本文起草于10月3日当天,于10月12日补充照片并整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