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美院士是我的博士导师。1991年，我硕士毕业于杭州大学生物学专业，师从诸葛阳教授，主要从事食虫类染色体的研究。毕业后入职浙江自然博物馆工作。1995年，我向诸葛先生提出，希望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并有意转向鸟类学专业。诸葛先生便将我推荐给他的同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光美教授，郑教授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能够带博士的鸟类学家。

郑光美院士、诸葛阳教授和作者合影

然而，郑教授对是否收我为学生颇为犹豫，因为他当时聚焦雉类繁殖生态，此前所有的学生也全是以此为研究内容，该研究要求学生起码有一年以上时间在深山老林开展野外工作。而我的计划是攻读在职博士，似乎很难满足他的研究需求。

当时，我的硕士师兄、杭州大学丁平副教授也刚入学北师大，师从郑教授攻读鸟类学在职博士。丁师兄此前一直在浙江古田山从事白颈长尾雉的工作，有较好的前期基础，所以不存在我的问题。丁师兄刚从美国蒙大拿大学访学回来不久，深入了解了国外鸟类群落生态学的前沿进展，认为我的研究可以另辟蹊径，比如采用刚刚兴起的景观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杭州城市鸟类群落，这样就可解决研究和工作兼顾的问题。听了丁师兄的游说，郑教授将信将疑，勉强接受了我的报名。

1996年初，我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为郑教授的博士研究生。9月入学，开始第一年的课业学习。开学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见到郑教授，反倒在他开授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课堂上有见面的机会。有一天上课，他突然说，这个问题，请陈先生来回答，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道陈先生是谁，但看他看定我的眼神，才明白他说的陈先生是指我。我当时非常惊讶，一个导师居然叫学生为“先生”。后来我知道，“先生”是老一辈北京人对人的尊称，尤其是针对一个还不太熟悉的陌生人。果然，熟悉了之后，他就不再称我为先生了，而是直呼其名。后来，我也才慢慢明白，“先生”是一种更约定俗成的称呼，在所有熟悉郑教授的人中，大家一律称呼他为“郑先生”，只有陌生人才称呼他“郑院士”或“郑教授”。

我虽入学，但郑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始终不放心。有一天，他终于决定和我讨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他开门见山提出了他的顾虑：“你看国内的鸟类群落研究，均是鸟类区系，外加香纳威农多样性指数分析，全是一个模式，无非是一个山头换作另一个山头而已，如何能够支撑一篇博士论文，要知道，博士论文一定要有较大的创新。”其时，我已经大致看过丁平师兄从国外背回来的Wiens的大部头著作《The Ecology of Bird Communities》，心里已经有点数。所以我回答说，我的杭州城市鸟类群落采用的是全新的研究方法，肯定和国内目前的鸟类群落研究不同。郑先生听后，虽没有反驳，但看他的神色，并没有因此放心，反而有点不悦，我知道他一定觉得我在说大话。在郑先生这样的大家面前说大话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我只好也闭口不言。这次谈话之后，郑先生又找到丁师兄，要他参与指导我的论文方案设计，并把关论文的质量。

一直到1999年夏天，我连续写出了两篇前期论文准备投学术刊物发表，郑先生看后，给予肯定，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于是来信告诉我，可以争取在来年3月底前论文定稿，4月赴京改稿，5月初向研究生院交稿，希望6月可以举行答辩。信中，郑先生还特别提到，有一次他给诸葛先生写信，提到我“自我感觉良好”，诸葛先生还特别为我辩解。郑先生于是修正说，“有自信”是最重要的优点，凡事畏畏缩缩，不能成事。随着与郑先生相处日久，我知道他其实有点道德洁癖，尤其对学生的为人品性要求较高。郑先生能在信里这么说，特别不容易，我更体会到了他的宽厚。

应该说，正是郑先生的不放心，是促使我更加认真开展野外研究和突出论文创新点的动力。博士毕业之后，我的论文又形成一系列的论文发表，确实给国内的群落生态学带来了新的面貌。经郑先生推荐，2003年11月，我因杭州城市鸟类群落的研究成果，获郑作新鸟类科学青年奖。

2017年8月，郑先生参加舟山濒危动物保护论坛

郑先生一直希望我在鸟类群落方面有更加深入的研究。然而，遗憾的是，2004年之后，我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为这年我遇见了中华凤头燕鸥。我的一系列城市鸟类群落的论文发表之后，他曾经很高兴他的学生中有人不再依赖濒危物种，几次对我说，你数学好，英语也好，这点可以和国外接轨。他所谓的我数学好，指的是我在鸟类群落论文中有大量的统计分析，而英语好，则是因为鸟类群落研究没有多少国人的文献可资参考，需要引用大量的英文文献。但我绕了一个圈，最后也绕回到濒危物种上面来了。

对此，我一直心怀愧疚，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本可以产出几篇更好的刊物论文，尤其是SCI论文，但一直被我放在一边。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博物馆里，不能带学生，缺乏科研院所的学术梯队，也很难在纯学术上有所作为。估计郑先生也明白我的局限，所以对于我后来的中华凤头燕鸥工作，一直热情支持，甚至时时关心。2017年，还亲自到舟山参加我组织的濒危动物保护论坛，甚至坐船出海。其时，他已经85岁高龄，此后，他就很少出远门参加类似的野外活动了。

可以告慰郑先生的是，2013年第12届中国鸟类学大会在杭州召开，由浙江自然博物馆具体承办，我担任大会秘书长，在会议期间，我们同时策划推出了《飞行的梦想——中国鸟类学研究特展》，全面介绍中国鸟类学的发展成就。其时，中国鸟类学已经全面开花，在多个领域有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以比肩国际前沿的成绩。

郑先生和浙江有特别的渊源。1983年，经诸葛先生推荐，郑先生和他早期的学生们开始进入浙江乌岩岭保护区，对黄腹角雉开展了长期的学术研究，内容涉及种群数量动态和分布、栖息地选择和巢址利用、繁殖行为和繁殖成功率、雏鸟生长发育、食性和食物营养分析、种群生存力、栖息地片段化及其适应能力、对人工巢的利用、能量代谢、人工繁殖等方面。在国际、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不仅使黄腹角雉的科研水平处于了世界雉类研究领先的地位，也使乌岩岭成为鸟类学人才的培养摇篮。先后有10名硕士研究生、5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在这里开展野外工作，为中国鸟类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鸟类学家。

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张正旺教授、张雁云教授，浙江大学丁平教授和作者一起陪同郑先生最后一次回到乌岩岭

郑先生对乌岩岭有特别的感情，晚年多次带领学生和家人重返乌岩岭。最隆重的一次是在2004年，那年十月，我协助浙江大学教授丁平师兄举办了“乌岩岭濒危动物保护论坛”。诸葛先生，以及郑先生的学生辈，尤其是在乌岩岭工作过的学生，参加了本次论坛，和郑先生一起拜访了当年的工作人员，重温了过去艰苦但温馨的岁月。

也是从那时起，“濒危动物保护论坛”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形式，成了郑先生的学生们、相关学者与保护区管理人员交流学术、为相关保护区建设出谋划策的重要平台。2022年8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调查规划院的阮向东师兄在北京雁栖湖举办了“第十七届中国濒危动物保护论坛”。在那次会议上，郑先生还和大家言笑晏晏，相聚一堂。

2022年8月，郑先生、漆老师参加北京雁栖湖“第十七届中国濒危动物保护论坛”

在我的印象里，郑先生似乎不善言辞，也不太喜欢交际。然而，郑先生其实是一个挺幽默的人，还喜欢开玩笑，尤其在学生面前，他比较放松。他的学生有个微信群，名为“飞鸟归巢”，郑先生和师母漆老师都在里边。在群里，郑先生自己比较少发言，多是师兄弟姐妹之间的玩笑和打趣。群里其乐融融的氛围，其实就是郑先生需要的风格。郑先生说，我喜欢看你们互相打趣，甚至善意的“诋毁”。

一个不喜欢交际的人，为什么能够支持并连续参与举办十七届的“濒危动物保护论坛”？这其中肯定有郑先生所看重和坚持的东西：学术交流，学风传承，团结协作，或者是科研与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的联系……

先生已逝，昨日不再，彷徨哀伤，谨以此纪念。

浙江省博物馆 陈水华

2023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