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下午，我打开生态楼416的门，为郑先生办公室做保洁，拖地擦桌子的过程中，感受到房间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先生慈祥仁厚、认真专注的样子：或将脚放在窗台上压腿锻炼，或拿着水壶在浇花，或一手托书一手指着书中的内容说着什么，或在电脑前仔细看着键盘敲字，或探着身子与坐在沙发的老师或同学说着什么……此时此刻，虽然相信、但无法接受慈祥、伟大的郑先生真的离开我了，也永远离开了这间他每周要待上7天的办公室。

1993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我旁听了郑先生给研究生讲授的鸟类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等课程，并承担课程助教的工作，一下子就被先生如数家珍、循循善诱、风趣幽默的讲授所吸引，更被先生一解剖刀切下去、用手轻轻一掰就能精准展示所讲实验动物结构的技术所折服，觉得那种样子、那个状态就应该是师者的终极。1995年考入先生门下，幸运成为先生的弟子，让我狂喜万分；2005年左右，中国科学院院士局提出每个院士要有一名类似秘书的联络人，郑先生让我做了他的联络人，这个兼职一直持续到了2023年10月3日。此间，有了更多与先生近距离接触、聆听教诲的机会，在深入了解先生教学名师、科研大家风范的同时，更感受到了先生的温暖、温和、仁爱。

郑先生非常热爱体育和运动，读书时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男排队长，还特别非常喜欢踢和看足球。1998年6月的一天，在快下班的时候先生找到我，说今晚去他家看世界杯。我如约到先生家中，看到先生已经在茶几上放了几瓶啤酒、一包花生米和一只烧鸡，先生说我们也如世界杯现场那样，边喝啤酒边看球，那天比赛过程和结果我完全忘记了，只记得频频和郑先生举瓶相碰，最后每人喝了两三瓶啤酒，把花生米和烧鸡都吃完了，然后微醉着回到了西南楼宿舍。那是我第一次毫无拘束地和郑先生相处。

2000年，郑先生在生地楼二楼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我在一楼也有一间办公室。先生早上一般会顺路先到我办公室，聊一聊我的学业、教学或生活上的事情。有一天，先生带着他那个看不出底色的布书包到我办公室，我闻到了一股油炸食品的味道，聊天期间不自主地多看了几眼先生的书包，先生顺着我的目光，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个装在塑料袋中的大油饼，问我吃早饭没，我说没有（那时候我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先生将油饼一撕两半并递给我一半，我虽不愿意占用先生的早餐，但看先生要急，便接过来吃了。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先生每早都会带两个油饼和两杯豆浆，7:30准时到我办公室，一起边吃早餐边聊天，吃完后各自开始工作。有时候碰到我一早有课，下课后会接到先生电话，让上来吃油饼！直到师母从美国回来后，立刻给我俩聚集吃油饼的行为摁下了停止键，我那时才知道先生因血脂高，师母严格限制他吃油炸食品。

郑先生有了独立办公室后，我一般会在每个周末晚上帮先生收拾一下办公室，处理堆积的报纸杂志、搞一下卫生、清理一下电脑中的内容，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先生一定会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我们的办公室搬到生态楼后，我和先生办公室相邻，一早上班看到清理过的房间，先生一定会来到我办公室门口对我说声感谢，并鞠一个躬。在办公室听着先生掏出钥匙在隔壁开门，然后再等着先生敲门，仿佛已经成为仪式。如今，为先生收拾房间后，再也听不到他的敲门声了，仪式不再…….

2006年3月，我结束了德国Mainz大学一年访学后，和郑先生了聊了收获和体会，提到自己在那里努力学习了鸟类的形态、分子生态学和鸣声分析的技术和方法。在讲到未来专注那个方面研究的时候，郑先生提到，国内分子生态学发展非常快，一批年轻人已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积累了；形态分析是经典内容，研究者很多。建议我将主要方向和精力放在国内尚未发展起来、但应该会很快兴起的鸟类鸣声研究方面。听后豁然开朗，于是我硬着头皮、进入了这个相对来说还不太把握的领域。正是郑先生的学术视野和远见卓识，为我选了一条适合我的道路。

在郑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了30年，尽管我有不少事情做的不如意，但先生没有对我发过一次火、没有批评过我一句，回忆起来满满都是慈爱仁厚、亦师亦友场景，先生病重期间还双手抚着我的头，说我头发长了、白了。但无情的现实将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只能是回忆了……

先生千古！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雁云

2023年10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