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师作为学校美育实践活动的引导者和开展者，其审美素养的高低关系着学校审美教育的成败与学生的健康成长，更关系着教师自身人格的完善。纵观当下学校教育，竭蹶步趋于“教育苦旅”的“被动型”“追赶型”教师，其审美素养呈现出审美观念畸形化、审美知识功利化、审美情感缺失化、审美境界世俗化、审美能力固着化等问题。重构教师审美素养须从“完整人”视角出发，更多地凸显身体价值、重视感性存在、追求生命完整，以内在自觉和本性使然提升审美素养。
2021年7月，党中央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作为推进“双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第五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长观和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可见，系统调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结构性矛盾，重构我国基础教育生态，保障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既是“双减”改革的重要目的，也是深化“双减”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生态重构的意蕴
“教育生态”是教育实际呈现出来的环境和状态，是由教育制度（国家）、教育文化（社会）、教育期望（家庭）等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教育风气的综合表现，并在教育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教育行为得到反映。受极端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教育生态遭受严重破坏，教育的许多基本常识、基本制度、基本规范遭受冲击，导致教育事业深陷功利化、短视化陷阱。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全体会议时强调，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回归育人初心，全面修复教育生态，是“双减”改革的应有之义和重大使命。
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3个样本区县，针对校长、教师、学生、家长、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及从业人员等群体，分别就全国“双减”改革实施半年、一年和一年半的工作成效开展3次大规模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调查显示，“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生态的修复和重构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双减”重构立德树人的价值生态
“双减”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长久以来，教育功利化、短视化问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严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和教育育人育才成效。《意见》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作为指导思想之一，提出“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工作原则。“双减”改革旨在扭转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应试教育价值取向，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回归教育发展本体和学生发展本身，让每位中小学生都得到健康成长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调查显示，“双减”政策实施后，96.13%的家长育儿观念发生变化。其中，82.68%的家长“把孩子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71.68%的家长“更加关注孩子全面发展”，69.14%的家长“更加注重与孩子沟通陪伴”，56.38%的家长“更加理性确定孩子学习目标”。
（二）“双减”重构优质均衡的资源生态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双减”改革将“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作为重点任务，要求“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旨在重构优质均衡的资源生态，为中小学生提供更为有效、丰富和公平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满足全体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调查显示，“双减”改革后，学校教育基于学生发展需求的教育供给能力不断提升，课堂教学、作业指导和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80.19%的家长对“孩子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满意，80.13%的家长对“孩子所在学校布置的作业量”满意，83.78%的家长对“孩子所在学校布置的作业内容”满意，88.70%的家长对“孩子所在班级老师批阅作业的情况”满意，83.58%的家长对“孩子目前的学校学习生活”满意。
（三）“双减”重构轻负高效的质量生态
高质量发展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教育在实践上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和办学规律，在育人方式上重视课程、教学、管理、评价等要素的系统优化，在教育结果上实现育人质量的全面提升。“双减”改革是教育战线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求校内外教育联动改革，通过“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举措，达成“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的工作目标，这就要求基础教育进入质量变革、动力转型的全面减负增效新模式新阶段，以重构轻负高效的质量生态，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调查显示，2021—2022学年，89.47%的小学生、82.88%的初中生认为学校布置的作业量减少；79.11%的小学生、79.36%的初中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78.69%的学生没有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在参加学科类培训的学生中，85.99%的学生培训时间减少50%以上。89.91%的家长认为“双减”后学生变得更加快乐，66.06%的家长表示孩子“性格更加开朗”，64.41%的家长表示孩子“有更多时间参与感兴趣的活动了”，60.88%的家长表示孩子“更加注重锻炼身体了”，48.11%的家长表示孩子“学习效率更高了”。
（四）“双减”重构合作共育的育人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谁都不是旁观者，谁都不能置身事外。”“双减”改革体现出减负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新特征，《意见》提出“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要求“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这是对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关系的重新审视，是对校内外教育育人格局的系统调整，旨在重构合作共育的育人生态，保证基础教育育人实践的主体协同性，提高基础教育效能。调查显示，“双减”后， 57.16%的教师“更加注重与家长沟通交流”，54.78%的家长“更加理解配合学校工作”，56.40%的家长感受到学校与家长沟通更密切。同时，学校主动探索与家长、社会合作开展课后服务新机制，小学积极引入家长（13.91%）、社区志愿者（7.39%）与高校志愿者（5.69%）、返聘教师（9.27%）等多元主体参与课后服务。
（五）“双减”重构科学民主的治理生态
《意见》首次将学校教育和校外培训同时作为治理对象，以科学系统思维优化减负治理结构，强调“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并要求“发挥学校主体作用”，“明确家校社协同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长、学生、社区、校外教育机构等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旨在重构科学民主的治理生态，提升“双减”治理成效。调查显示，“双减”改革一年半后，校内外治理取得实效，作业难度和考试难度相对合理，符合学生实际，四、六、八年级学生认为校内教师布置的作业难度值分别为2.37、2.39和2.66（满分为5分），校外培训教师布置的作业难度值为2.18、2.42和2.58（满分为5分），校内考试难度值为2.49、2.54和2.88。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得到规范治理，合规程度较高，截至2022年6月，96.28%机构进行了法人登记，74.50%取得办学许可。
二、“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生态重构的困境
建构良好的教育生态是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命题和重要基础。“双减”政策落地两年来，基础教育生态在重构过程中仍然面临价值理念、资源配置、质量供给、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的“路径依赖”困境，严重制约良好教育生态的建设。
（一）在育人初心上，利益相关者尚未达成价值共识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从宏观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微观层面讲，我国基础教育的初心应为每一位青少年提供合适的教育，使每个学生得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利益相关者均要在这个核心价值的统领下参与教育过程。但受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读书改变命运”等思想影响，教育演化为改变个体命运的手段和工具，教育价值的内涵不断窄化，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发展的本体功能遭受弱化，基础教育的功利化工具价值取向持续加剧。这导致各方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对国家教育决策的选择性和象征性执行，扰乱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秩序，阻碍基础教育良好生态的形成。
（二）在公共服务上，区域内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大
区域内教育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和优质教育资源匮乏是导致家长和学生教育焦虑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之初，受制于教育供给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要求，兴办重点学校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导致了校际办学资源差距不断拉大，教育竞争愈演愈烈，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的“择校”热是加重学生学业负担、推动教育内卷的重要根源。进入新时代，人民对教育提出更高水平、更优质量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双减”政策要求学科学习回归学校，进一步突出了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
（三）在质量供给上，学校教育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与学生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双减”重构基础教育生态的重大难题。“双减”改革立足于促进学生全面个性化发展的育人目标，提出“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等要求。但相关研究表明，现有条件下，包括师资、课程、硬件资源等在内的学校教育资源还难以完全满足“双减”改革要求和学生素质教育发展。当学校优质素质教育资源缺位、难以满足学生需求时，素质教育的公益性质就难以彰显，家庭资本在优质素质教育资源获得方面的作用凸显，唯恐“教育落后”的心理引发“跟风学习”“攀比教育”等剧场效应的蔓延，破坏良好教育生态。
（四）在考试评价上，考试招生制度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之间存在落差
当前，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育质量观和考试招生制度尚在探索实践中，良好教育生态构建要求尚未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应试文化所塑造的意义结构和教育生态规约了教育主体的价值向度，以单一的文化课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标准的中高考招生制度与学生的全面多样个性化发展之间的落差，窄化甚至堵塞了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间产生矛盾，这反过来又阻碍了教育生态的向好修复，形成恶性循环。
（五）在社会用人上，“唯学历”倾向依然严重助推应试教育
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折射，社会是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是基础教育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评价导向对教育内部要素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作用，通过社会“评什么”，影响考试“考什么”，作用于学校“教什么”，决定学生“学什么”这一作用机制深刻影响教育生态。当前，社会用人实际存有将学历等同于能力，“文凭”与工资、等级、地位、医疗保险直接挂钩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称这种选人用人“学历至上”“重点校至上”是现代版的“出身论”，这种社会筛选机制的直接后果是驱使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诱导学生和家长片面追求高学历和名校，助推应试教育之风。
三、“双减”背景下重构基础教育生态的优化路向
片面追求升学率表现在学校，根子在社会，出路在改革，解决问题的关键在领导。“双减”为重新审视和构建基础教育生态带来了机遇和空间，也对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重构基础教育生态，涉及整个基础教育的系统性转型，必须基于不良教育生态形成的结构性矛盾进行综合改革。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
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关键。确保基础教育生态良好，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确立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和质量观，坚持正确的教育政绩观。绝不允许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以牺牲学生的德性成长、身心健康和综合能力发展为代价追求升学率，要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构建以良好教育生态为核心指标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把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作为评价地方政府、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和广大教师教育业绩的根本标准。各级党委政府要依法依规办教育，遵循育人初心管教育，营造良好生态涵养教育。全面规范办学行为，科学考核评价地方党委政府、教育系统、中小学校和广大教师的教育政绩，严禁宣传报道炒作奖励中高考升学率、中高考状元等。
（二）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家长的教育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内卷从根本上说，源于对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不确定感。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印发，开启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的新阶段。
一是在增量上提高教育资源初次分配标准。适应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要求，全面提高现有办学标准，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区域、城乡、学校、人群间教育差距，办好家门口的每所学校，让优质教育资源平权化。二是在存量上优化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进一步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全面实施城乡教育一体化战略，大力推进城乡基础教育学校共同体建设。持续完善优秀校长、教师定期交流轮岗制度，深化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均衡配置到域内普通初中的办法。三是在质量上加快提升底部学校办学水平。提高区域内底部学校的办学条件，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的、个性化、差别化教育。以系统化、均等化、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破解教育生态难题。
（三）全面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供给
调整优化校内外教育关系，筑牢学校教育主阵地根基，让校外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必须从教育质量供给侧，即学校教育整体变革入手，重构高质量教育供给体系。一是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后服务质量。以全体学生共同发展为目标，深化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并以尊重差异为原则，科学定位和充分发挥课后作业、课后服务对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作用，实现学校课堂教学、课后作业和课后服务的有机统一和贯通实施。二是健全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后服务质量诊断改进机制。优化以“诊断和改进”为核心目标的学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和质量监测平台，采用多元评价、全面反馈的方法对学校教育全过程进行系统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课堂教学、课后作业、课后服务各阶段质量问题的诊断、预警与改进机制。三是优化课后服务混合供给机制。健全引进校外优质资源参与课后服务机制，构建政府、学校、家庭、市场、社会等多方参与的课后服务供给模式，丰富课后服务资源和服务形式，构建以综合性、个性化、实践化、高质量为特征的课后服务课程体系，满足学生多样化、差异化发展需求。
（四）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教育评价制度的核心。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其置于历次教育改革的重要位置，形成了《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在内的完整政策体系。一是破除“唯智育论”，强化考试育人功能，深化考试内容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查的内容体系，引导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破除“唯知识论”，强化命题的积极导向。坚持素养和能力立意的命题思想，减少单纯记忆、机械训练性质的试题，提升试题的探究性、开放性和综合性，强化对学生独立思考、创新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等关键能力的考查。三是破除“唯分数论”，强化招生录取的科学效力。深化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注重科学选才，切实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成果纳入招生录取，探索面试考核等多种形式选拔模式，畅通拔尖创新人才发展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选拔通道。
（五）畅通人才发展渠道
研究发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联强度在最近十年中有所回升，这表示代际流动机会减少，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在这种格局中，优势阶层有更多可能实现社会地位再生产，社会阶层流动和上升通道愈显单一。
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教育在拓宽阶层流动渠道、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作用。一是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保障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公平，加快实施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为每个人提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防止因“教育公平鸿沟”而阻碍阶层流动。二是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推进高中教育内涵发展，形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新格局，满足多元人才发展需求。探索普通高中新样态，引领普通高中由科层化、同质化转向高质量、特色化发展，由分层办学转向分类办学，鼓励各地建设一批涵盖人文、社科、理工、艺体、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特色高中和学科基地，推动普通高中办学模式和育人方式变革，破解普通高中教育同质化难题。三是职业教育优质化。大力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畅通中高职升学渠道，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大幅度扩大职教本科在国家本科教育中的招生比例，为技能型人才成长提供更加宽广的通道。四是社会用人能力化。倡导能力本位的用人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用人评价体系，在社会用人、人才流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破除“唯学历”倾向，正向牵引教育生态健康发展。
原文刊发于《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八期；作者李婉颖，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张志勇，系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