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西部协作植根于“两个大局”战略构想，是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制度安排。1996年正式实施以来，这一制度安排从探索起步走向深化拓展，从单向帮扶走向互利共赢，已从阶段性扶贫工具转变为服务共同富裕目标的常态化区域协作制度。2026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这一历史节点，系统总结成效经验，结合新形势谋划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续写东西部协作新篇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东西部协作的历史经验与实践成效
30年来，东西部协作制度不断健全、内涵不断丰富、成效持续显现，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新时代持续深化协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国目标提供了重要参考。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建强力高效的制度体系。东西部协作能够持续30年并不断深化，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协作双方建立起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推动、联席会议定期磋商的高位推动格局，“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有效运转。以闽宁协作为例，两省区党委、政府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每年召开联席会议部署重大事项，形成“一把手”抓协作、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考核评估从“软约束”走向“硬约束”，2008年首次建立绩效考评制度，2017年出台首个双向考核办法，2021年考核内容全面转向乡村振兴成效，构建起“任务分解—过程推进—结果考核—整改优化”的闭环治理体系，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民生改善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劳务协作构建起“精准对接—技能提升—稳岗保障”全链条体系。2024年全国脱贫人口务工总规模达3305.2万人，黔南州“十四五”期间培育15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就业近28万人。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成为制度创新，广东每年统筹协作资金约3亿元用于贵州教师培养，佛山组织39所医院结对帮扶黔东南州45所医院，累计输入新医疗技术280余项。1996—2024年，西部协作省份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8%，相对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比值提高了10.1个百分点，西部协作省份农民获得感实实在在。
始终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构建多元协同格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理念，为深化协作提供了理论遵循，推动协作从单向帮扶真正走向双向赋能。协作体系从政府单一主导逐步扩展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东部地区引导企业落地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力量捐助款物从1996—2015年年均1.38亿元跃升至脱贫攻坚期年均45.06亿元。京蒙协作创新“反向飞地”模式，北京经开区与赤峰市共建科创产业园，实现“企业研发在北京、生产落地到赤峰”。
始终坚持“造血”导向，以产业协作为核心抓手。实践证明，只有培育起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协作机制才能持续运转。30年来，财政援助资金实现历史性跨越，从1996—2015年年均6.63亿元跃升至脱贫攻坚期年均153.07亿元，其中2021年以来产业协作资金占比普遍超过60%。企业投资同步发力，1996—2015年东部引导企业实际投资1.5万亿元，2016—2020年累计实现企业投资8654.5亿元。沪滇协作帮助保山小粒咖啡实现全产业链升级，精品率从10%跃升至70%，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86亿元，带动1.56万户咖农增收；京蒙协作打造奶业、玉米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马铃薯加工转化率达55%以上。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由1996年的27.78:40.83:31.39调整为2024年的10.59:36.52:52.89，第二、三产业占比稳步提升，内生发展动能显著增强。
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动协作重心因时因势调整优化。东西部协作的生命力在于始终紧扣国家战略全局，在不同历史阶段准确把握核心矛盾、科学设置协作目标。协作起步期聚焦解决西部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以政府间横向财政援助为主，着力缓解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拉大的突出矛盾。调整深化期将协作目标拓展至经济增长与社会民生改善兼顾，协作内容从产业、就业帮扶向教育、医疗等领域延伸。脱贫攻坚期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协作方式拓展为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消费帮扶、社会参与“六位一体”政策工具箱，帮扶力度实现跨越式增长。过渡期后，协作重心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加注重长效机制的常态化运行。在因时施策的同时，协作双方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协作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而是立足西部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短板，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探索出特色农业全链条协作、清洁能源基地共建、算力产业“反向飞地”等多种差异化路径，确保每一类区域都能找到契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方向。这种因时因地精准施策的治理逻辑，确保了东西部协作始终契合实际需求，政策效能持续释放。
积极探索谋划新时代高质量东西部协作新路径新举措
当前，我国已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东西部协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化东西部协作，以优化结对管理与利益联结机制筑牢制度基础，以强化要素流动与产业赋能激发内生动力，以完善增收共享与民生协同增进民生福祉，以健全全流程保障体系夯实关键支撑，推动东西部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
要进一步优化结对管理与利益联结机制，筑牢常态化协作制度新根基。科学有效的结对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是提升协作效能的制度前提。一是构建科学量化的结对匹配规则。应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构建包含经济发展差距、产业结构互补度、地理邻近度等核心维度的结对匹配模型，明确“经济发展强帮弱、产业互补性优先、就近结对”的核心原则，从源头提升结对科学性。二是建立协作对象动态管理与分类指导体系。综合考虑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指标，建立科学的西部协作县识别指标体系。建议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期同步，每5年开展综合评估，对已达到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西部协作县有序退出重点帮扶序列，对发展滞后的非协作县及时纳入，确保资源精准对接到发展最薄弱的地区。同时，基于西部县域发展特征，将受援地区划分为生态脆弱型、产业薄弱型、基础完善型等类别，实施差异化协作方案，破解“一刀切”模式弊端。三是完善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针对当前协作行政主导性强、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打破单向“输血式”帮扶的路径依赖。在产业协作领域，完善跨区域税收分成制度，对共建产业园区、飞地经济项目产生的税收地方留存部分，允许结对市县按协商比例分成。在生态协作领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碳汇交易纳入协作体系，让西部生态保护地区获得稳定收益回报，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协作机制。
要进一步强化要素双向流动与产业赋能，激发内生增长新动能。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是激发西部协作地区内生增长动力的核心路径。一是要破除要素跨区域流动壁垒，推动高效配置。资本要素方面，优化东部企业向西投资扶持政策，对投资西部特色产业、民生领域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和投资补贴，引导社会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项目。土地要素方面，完善协作用地指标跨区域调剂制度，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交易与协作机制挂钩，收益用于乡村振兴。技术要素方面，推动东西部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围绕西部特色产业精深加工、绿色能源开发等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建立完善和创新“技术入股、收益分成”成果转化机制新方式。数据要素方面，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支持西部结对县域建设区域性算力节点，承接东部数据存储、加工等环节，以数字要素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要构建差异化产业协作体系，破解“低端锁定”。立足东西部要素禀赋，打造“东部总部+西部基地”、“东部研发+西部制造”、“东部市场+西部产品”的产业链分工模式，引导西部协作县聚焦特色种养、绿色能源、文旅融合等优势领域，培育特色产业集群。重点支持农业全产业链协作，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培育全链条合作，提升西部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应高度关注西部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产业“拦水坝”功能，将适宜的内向型产能优先引导转移至国内，对冲产业外流压力。三是要深化数字与绿色导向的产业协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向绿色低碳产业延伸，联合发展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产业，共建生态修复、碳汇开发项目，将西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严守生态红线，警惕产业转移中的环境代价，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数字经济协作领域，可借鉴“京数青算”模式，以“飞地经济”模式推动绿色算力产业在西部布局，形成“东部应用、西部算力”的新型分工格局。
进一步完善增收共享与民生协同机制，彰显共同富裕价值新取向新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普惠共享，是东西部协作践行共同富裕目标的价值依归。一是要不断完善全链条劳务协作，拓宽工资性收入渠道。构建“培训—输送—就业—稳岗”全闭环劳务协作体系，依托东部职业院校、龙头企业资源，推行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重点面向脱贫劳动力、脱贫人口开展免费培训，实现培训即持证、结业即就业。同时，完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保障，落实东部地区跨省务工人员市民待遇，健全社保转移接续、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配套政策，消除制度障碍，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二是要持续深化民生领域精准协作，努力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水平。教育领域，推动东部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大学与西部协作地区结对，通过师资互派、教研共建、课程共享等方式改善办学条件，扩大职业教育协作覆盖面，共建实训基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医疗领域，深化“组团式”医疗帮扶，推动东部三甲医院与西部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结对，通过专家派驻、远程诊疗、本土人才培养等提升基层诊疗能力。三是要不断完善和健全防返贫致贫动态监测与分层分类帮扶机制。构建快速响应、动态管理、数据赋能的跨省风险监测预警联动机制，推动防返贫监测与农村社会救助“一次排查、双向认定、数据共享”，减轻基层负担。将农村人口全面纳入监测范围，对稳定发展群体、兜底保障群体、易返贫致贫群体分类施策，实现东西部协作政策效能进一步下沉到户。
进一步健全全流程保障体系，确保协作举措落地见效更实用。完善的制度保障是各项协作举措落地生根、常态长效的关键支撑。一是要强化资金保障与全流程监管。建立财政援助资金动态增长机制，确保投入规模与协作任务要求相匹配、稳中有升。科学规划资金投向，重点用于产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民生改善等核心领域。建立资金使用全过程闭环监管机制，依托数字化平台对项目资金动态监测，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严厉打击挪用、截留、浪费等行为，确保协作资金精准高效使用。二是要优化帮扶队伍建设与激励机制。坚持“人随项目走、人岗相适”原则，扩大派驻期在1年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规模，避免短期轮换导致的项目中断。完善激励机制，对在协作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和专业人才，在评优评先、提拔使用、职称评定上给予倾斜；妥善解决其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激励深耕实干。三是要不断优化完善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估体系。根据新时代的新变化，改变“重投入、轻产出”的考核逻辑，构建覆盖经济增长质量、收入分配优化、防返贫成效、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五大维度的科学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年度评估、3年中期评估、5年终期评估”的动态考核机制。针对重大长期项目，科学设计跨年度考核方案，引导地方规避“短平快”项目倾向，聚焦长效性战略项目，促使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
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阶段新使命，我们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深化东西部协作，紧紧围绕共同富裕的新目标，以优化结对协同为基础，以强化要素赋能为核心，以完善增收共享为价值依归，以健全保障体系为关键支撑，在双向奔赴双向赋能中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原文刊发于《农村工作通讯》2026年第13期，作者张琦、万君、宋志杰，作者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