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京师书院主办，文学院、历史学院承办的“京师学术前沿”系列工作坊第六期在学校京师学堂第五报告厅举办，本期工作坊的研讨主题为“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发表欢迎致辞，介绍了京师书院的使命任务和建设目标，强调了学科交叉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谢琰介绍了“京师学术前沿”系列工作坊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期工作坊的期待视野和整体安排。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9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先后进行主题发言。本期工作坊由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谢琰、历史学院教授凌文超、文学院教授周剑之共同主持。

本期工作坊就殷周、秦汉、汉晋、唐宋、宋元、晚清民国等多个重要社会转型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问题和文学问题，集合文史学界青年学者展开跨学科对话，旨在通过交流思想、碰撞思维来反思历史、启迪当下。与会学者就中国历史上各转型时代下的制度、知识、思想、文化、文学之具体变迁，转型时代与个体之关系，以及“转型”概念的涵义、视野、局限等问题展开了充实而热烈的交流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闻博以“周秦变革与秦汉范式”为题，从统一观念、行政制度、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周秦迄汉的历史演变与范式确立情况。他认为，秦汉时期确立的“大一统”观念与西周“一统”观念不完全一致，它以“并天下”为基础，以儒家倡导的礼乐正统层面的文化凝聚为特征。中国古代官吏的固定俸禄和官吏等级并非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直接转换，而是发轫于秦汉县乡繁复的组织结构。本时期并重文书、算术和法律能力的职官文化也在后世流泽。周秦之间由贵族封建制转向官僚郡县制的变革，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有着关键而未被充分揭明的范式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以“重省经学史上的汉魏转型”为题，反思20世纪以来汉魏经学的传统叙述，提出了进入经学汉魏转型问题的新视角。借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对贵文章者、治古学者与俗儒（今文家）的区分，可观察东汉士人对于章句学的不同反拨。研究的新视角包括：文人诗与《诗》学理论的新变，章句学的转型与义疏学的出现，“服郑”经学的范式作用，以及两汉经学佚籍的新辑与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康鹏以“10-13世纪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北朝’因素”为题，从失语的“北朝”、“北朝”为何失语以及如何重新发现“北朝”三个方面展示了“北朝”对于唐宋转型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意义。他认为，10-13世纪理应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在以往对此时段历史变革、变迁与转型等话语体系的研究中，出于固有认知、民族情感、史料不对等等原因，辽、金、蒙元等“北朝”往往处于失语状态，这限制了对1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解。要重新发现“北朝”，需要学界在历史变迁的视角下从具体研究做起，逐渐拼绘出“北朝”“南朝”合流、变迁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丹君以“陈隋唐易代之际‘知识主义’思潮的发展与影响”为题，从知识革命的角度重新梳理了陈隋唐易代之际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她认为，6-7世纪以纸张应用、抄本盛行为代表的知识传播介质变革带来了社会观念的重塑，知识从膨胀、繁复、无关世事，走向了简约、融通、贴近人心。期间，文学以“调和者”的身份加入了“知识主义”思潮的勃兴与退潮过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孙正军以“知识转变的名人效应——以唐宋江西分野言说之变为中心”为题，以关于江西的分野知识演变为例，探讨了唐宋之际知识转变过程中的经典效应。他发现，自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以来，对江西归属“翼轸”的认识作为文学经典、文学知识在诗文类书中被强调，又借重科举“词科”制度而加强。宋代以降的文学文本多沿袭王勃之说，但多数地理著作和经学著作仍将江西归属于“斗牛”“扬州”分野，反映出不同类型文献在知识呈现与文学修辞方面的差异化追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李飞跃以“音乐复古与词学转型——兼谈复古拟古与超越个人的诗学传统”为题，主要探讨了词学的两次转向，包括救亡图存期间“眼光向下”的民间视角和北宋覆灭后把词放入诗学传统中、恢复诗乐相合的“向上一路”。前者的提法有一定的问题，且常会遮蔽词的艺术特性。他进而围绕“复古拟古”话题，提出要在更大的、超越个人的意义系统和传统面前重估类型化的文学作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策以“清末转型时代的个体成长：许同莘的生活世界”为题，介绍了张之洞核心幕僚许同莘在转型时代的个体命运。研究的核心资料是许氏的家书和日记。清末改废科举、留学兴起的转型时代中，许同莘不断调适自我，经历了在科举和学幕之间挣扎、在出洋和科举之间抉择、在旧法律与新法律之间探寻、在幕僚和职官之间游移的不同阶段。其经历与心路充分体现了转型时代对个体命运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彭春凌以“镶嵌的转型：把中国的1898置入全球的1851”为题，反思了“何为近代”的大问题。她选择1898年作为讨论中国儒学转型的起点。儒教精英受戊戌党祸牵连流亡海外，直面儒教的内部问题，他们历史性地生成或参与了新文化的反孔批儒运动。1851年，斯宾塞进化哲学萌芽并逐步拉开全球传播帷幕，这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近代中国的“道之变”与进化哲学息息相关。从全球的1851来看中国的1898可以有三个观察点：天道演变，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七十年一代人。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以“通变：个体作家的历史认识、当代感知与写作实践”为题，探究了如下主题：第一、个体能否感知到“转型时代”；第二、“古变”与“今变”：文学史观的“读写转换”；第三、基于古史感知的对转型的“批评”；第四、基于当代感知的对转型的“实践”，区分、联系“文学家”“史家”“文学理论家”“史学理论家”；第五、伟大的作家有否可能靠伟大的史识来自我实现；第六、如何看待转型中的学术“预流”。

在专题发言过程中，凌文超、周剑之，一方面介绍各位学者的学术履历与主要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引导并参与提问讨论环节，针对具体观点或材料作出精当的评论。

自由讨论阶段，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发言和讨论：第一，何为“转型”,“转型”的表象和实质问题，主体对“转型”的感知；第二，“转型”的动力，比如外来冲击、权力、人口、气候等；第三，“转型”“变革”“发展”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翻译问题。

最后，谢琰以“易”的三种解释，即变易、不易、简易，为这场“转型”主题的论坛做出总结。这是一次信息量大、观点多元、讨论热烈的跨学科对话，与会学者表示期待继续以京师书院为平台，多开展类似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