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类的其他思想文化传统一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人们除了对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加以关注、思考与回应，还要置身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正如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  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作为其出发前提的思想资料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一是中国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的传统；二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欧美哲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资源。据此，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就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即中国的研究范式需要变革，从过去哲学的中国化转向中国的哲学化。在此，不仅仅是一种语序的颠倒，而且是研究主题与理论范式的转换。  

近代，西方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由于中国在知识体系等方面整体落后，一时难以应对西方的挑战，造成历史学家所说的近代“百年屈辱”与沉沦。伴随着这个历史过程，西学东渐成为潮流。随着西方的“philosophy”传入中国，中国人发现中国古代早就有类似的思想，晚清学者黄遵宪于1895年将日本已确立为学科术语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此后该词在中国逐步通行。由于这种历史渊源，哲学进入中国之后，作为学科的哲学一直是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尺度为圭臬。因此，在哲学思想的中外互动过程中，以往基本上是哲学的中国化过程。

另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取得了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方面有内在的契合度，而且也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相互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更多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便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在新时代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但是，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自主自觉的特征。其思想表现就是，不仅要跟着西方哲学讲哲学，而且要讲自己的哲学；不仅要讲古代的哲学，而且要讲新时代的哲学；不仅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且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哲学化，二者共处于一个历史过程中，因此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二者之间的主题与范式的转换又是清晰可见的。哲学的中国化，内涵指向哲学如何变得更加具有中国风格，而中国的哲学化，则是如何构建中国自身的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中国的哲学化以哲学的中国化为前提条件，而哲学的中国化仍然可以作为中国的哲学化的组成部分。  

在一定的意义上，哲学的中国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第一个阶段。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那还未完成体系构建的任务。本质上，作为思想中把握了的时代，哲学理论是现实的反映。如果我们只是学会用舶来的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或者说，尝试把舶来的哲学翻译成汉语，让它讲中国话，用中国概念表达  西方的哲学，用中国的事例解释西方的理论，那还不能够称为反映了中国时代精华的中国新时代哲学之规定性，还无法实现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内在统一，或者说还无法实现理论逻辑与客观逻辑的完全统一。如果只是哲学的中国化，我们仍然是对外来的哲学体系加以调整来适应中国的现实，只是让哲学思想有一定的中国元素，增加一些中国事例，把外来的理论改用中文来表达，为国外的概念寻找一种意义相近的中国词语来指代而已。哲学的中国化让中国人能够进行时代性的哲学理论思考活动，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现实。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哲学理论还不能真正地生成一种以自我现实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主题、以中国追求为理论起点、以中国概念和话语为理论表达形式、以中国的思维方式为理论纽带的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一句话，这种哲学还不是在中国大地上和现实中涌现的中国本然的思维，从根本上说也不是以中国语言、中国概念为标识的哲学。

中国的哲学化，不是将原来的理论用中国话说出来就万事大吉了，而是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出发，将现实问题用哲学的方式加以思考凝练出来的理论成果，是把中国客观现实的问题上升为哲学理论的逻辑表达。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化就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为主题，以中国的价值追求为理论起点，以中国的概念和话语为表达形式，以中国的思维方式为理论纽带，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由中国人自己自觉建构起来的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

中国的哲学化，必须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之中，浸润在中华文明创造的全部理论成果之中。任何哲学的涌现与发展，都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根基。实际上，自己思想文化的土壤和历史根基，不仅契合“根深才能叶茂”的理论生成规律，更是中国特色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  

中国的哲学化在新时代的展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理论思维发展最高成就这一现实，因此中国的哲学化不是与世界隔离，而是汲取人类社会一切有益成果。实际上，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必须紧跟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但是，这一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其最初的涌现、最初的表达要体现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反映中国特色，展现中国风格，呈现中国气派。中国的哲学化有马克思主义的“魂魄”，是新时代哲学在生机勃勃的中国文化根脉中的自我成长，并且将世界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都作为养分纳入其中。因此，基于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哲学化也就具有了世界意义，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的新时代，也昭示着世界的时代性发展方向。

哲学的中国化是把已经有的或从外部传来的以特定表达时代的“普遍”理论形态赋予中国的“特殊”表达，而中国的哲学化则是对中国自身特殊性时代问题之普遍历史意义的挖掘，是对特定时空中具有特殊性问题的超越时空的普遍化表达。中国的哲学化是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探索而达到了具有普遍历史意义和深  度的规律性认识，而这种普遍性认识实际上也同时反映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规律，从而让这种从特定时空出发的思想走向了更具普遍性的认识。因此，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是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而中国的哲学化过程则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只有实现了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的主题性转变，中华民族才能自主地走向世界，成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民族，才能构建真正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因此，这个主题性转换，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哲学理论主体性的真正实现，也是中国自身哲学理论形态的真正实现。只有实现了中国的哲学化，中国才能从自身的特殊性境遇中开辟出一条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现实道路。中国人只有普遍化了自身，才能实现中国的哲学化，才能真正从普遍历史意义上理解人类。如果说哲学的中国化培育了中国人对于知识的自我意识，那么中国的哲学化则是促成这种自我意识的自觉性表达，即知识主体性意识的觉醒。这种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也是普遍性理解时代与世界的思想之实现。  

中国化的哲学不仅是中国人用“汉语”讲出来的哲学，而且是反映并引领这个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哲学，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在这里，中国化的哲学就不仅具有“中国特色”，更具备普遍历史意义；不仅能够跟上世界历史潮流，更置身于世界历史潮流的潮头，成为塑造和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  

原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26年06月03日第10版，文章内容有所删减；作者韩震，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