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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万喆: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为全球经济向好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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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图/新华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一论述深刻说明了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正确把握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国内国际循环的关键,离不开国内大循环的“以我为主”和国际循环的“高水平”。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路径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同时也明确了我国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深度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情况。


从国内看,经过长期努力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需求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但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突出,结构转换复杂性上升。


经历了改革开放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消费的权重发生转变,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赶超战略已经不适应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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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游客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挑选油纸伞。图/新华社


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促进GDP上涨效能降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面临着世纪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外部环境日趋纷繁复杂和制造业转移的挑战,内需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新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从国际看,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逆全球化抬头,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大冲击。


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各国对产业链、价值链的安全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多国政府产经政策与国家安全考量夹杂,对产业链、价值链的布局与管控明显趋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效率,成为企业的主要追求。很多国家也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考虑,要求已经转移到海外的生产环节重新迁回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变得更短、更有弹性,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


▲10月13日,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在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图/新华社


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以我为主”


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其中“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体现了“以我为主”战略思维和战略主动。


历史经验来看,在一个国家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目前全球人口和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欧盟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中国具有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和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有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专业人才方面的明显优势,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不断增强。


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牢牢把握市场“以我为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中国市场的强大优势就能得到充分释放。 


当前,美西方国家奉行冷战思维,拉帮结派,企图在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实行“脱钩断链”,在核心技术上构筑“小院高墙”。10月12日,美国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与中国竞争并战胜中国”作为其战略目标。在核心技术领域,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了“断供”“断链”的不确定性,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倒退。


从中国而言,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关键产业实现“以我为主”,就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广场,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在此开幕。图/新华社


国际循环突出“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要将国内大循环独立于全球化之外,而是更加强调国际与国内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交融,国内大循环需要开放来提质增效,双循环需要开放来塑造新优势。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型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是以规制、规则、标准开放为主的开放,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特征,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


以自贸区建设破除制约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障碍,以外商直接投资法等系列法律,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对标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都体现了我国探索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思路。


二是以开放提供新动能。我们正抓住数字经济这一关键增量,大力推动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新型离岸贸易等新业态发展,抓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新机遇拓展国际产业合作,更深融入和稳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三是推动向以服务贸易为新重点转型。服务贸易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新重点所在,我国也正在进一步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程,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推进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


此外,积极妥善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制探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一体化管理,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高地,对引领高质量发展也至关重要。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挑战,二十大报告为中国式现代化规划了宏伟蓝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为全球经济向好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和引擎。


原文刊于《新京报》专栏,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66952769169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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