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新“相结合”）的命题，并将之放到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等高度。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也是新征程中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和必须完成的伟大课题。

一、新“相结合”的基本意蕴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取得百年辉煌的最基本经验和核心密码所在。所谓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此意义上，“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本就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之义。但是，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单列，并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列，有着特殊的针对性和深刻意蕴。

第一，更加突出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根基。当我们说到中国具体实际时，直接指称的是当代、当下的中国现实国情。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这一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则是这个民族、国家的灵魂。事实上，一切当代、当下的实际都是以往历史文化的结果，历史文化是当代、当下实际成为可能的根基。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不同，其基本国情就必然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到底，“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且，“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更加突出和巩固我们的历史文化根基。

第二，更加彰显党性和民族性、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说是思想旗帜与文化基因的结合，思想灵魂与文化根脉的结合，指导思想与文化沃土的结合，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与中华民族突出优势、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间的结合，也是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理服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如果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突出的是“中国”及其客观物质实际，那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的是“中华”及其精神实际、人文实际，更加突出民族性、人民性的方面。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上更加彰显了党性和民族性、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鲜明标识“基本”与“优秀”的结合。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体系博大精深，内容极其宏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未必要也不可能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个具体观点亦步亦趋地相结合，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毛泽东当年曾就文学艺术如何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有过精彩的论述：“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同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绝不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写马克思主义讲义，一切由马克思主义包办代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中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样，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传承的全部文化的总称，是一个中性的集合概念。毋庸讳言，这其中既有优秀、精华的部分，也有封建、落后、糟粕甚至腐朽的部分。后者当然没有资格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我们所说的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一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意味着要反对关于两者非此即彼、简单二元对立的教条主义态度，实现精髓与精华的强强结合。

第四，深刻蕴含“相结合”的多重含义。自从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人在精神上就从被动走向主动。在“相结合”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处于主动的一方。然而，传统文化是先在的力量，植根于中国人内心，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不能站得住脚，能否生根发芽，能否与时俱进地发展，从深层来说要看其能否与中华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相“适应”，这应该是“相结合”的第一层含义。经由历史的千回百折，传统文化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和内在基因。这种心理和基因是如此强大，以致不是人们去选择它，而是它在筛选所有的思想主张、政治力量——谁能继承、发扬这种强大的基因并能实现其现代性的转换，谁就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领导力量。“相结合”的第二层含义就在于“鉴别”，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科学地、辩证地对待所有传统文化，区分优秀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从而能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相结合”的第三层含义则在于“激活”，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适应、鉴别、激活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而是更为复杂、有机的关系。

第五，明确指示“相结合”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个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第三个“必须”——“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内容。百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反过来，只有马克思主义行，才能保证共产党能，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因为其基本原理是科学的，还因为其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品质——或者说与时俱进是其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推进其实现民族化时代化，收获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征程上，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保证马克思主义永远行！如果说，以往我们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那么新“相结合”就还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也就成为了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二、新“相结合”的思想其来有自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虽然是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正式、自觉、科学地表达出来，但这一思想其来有自，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有一个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提供了理论的源头活水。

马克思恩格斯以最彻底的态度反对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始终强调在改变世界中认识世界，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即“革命的科学”和“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批评当时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指法国的社会主义著作——引者注），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7年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说，一些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不进行具体的研究，而依靠“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找不到真正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1885年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无论是强调历史运动、生活条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还是更为具体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其实都隐含和折射着一个国家、民族独特而纵深的历史文化背景。甚至马克思在1872年还明确指出，国际工人运动“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如果说上述还更多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话，那么恩格斯晚年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建议则更进了一步。1887年1月，面对当时兴起的美国工人运动，恩格斯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 （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以自己内在的“亲身的经验”去验证而非外在的“理论硬灌输”，才能使理论深入“心坎”。这不只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的普遍方法，而且具有着眼于美国这个具体国家的特殊针对性。正如恩格斯所自述的，在1888年8、9月游历美国之前，“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人“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依然如此。因此，恩格斯1887年的上述表述就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即针对美国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尽管那时美国还是一个新国家。这也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的条件，而且需要切身的体验、内在的体悟，更需要与一个民族、国家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相适应。只有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产生共鸣共振，作为革命运动前提的主体内在条件才能真正成熟。

另一方面，百年党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史、结合史。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的同时，就将自己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光辉的探索。一部百年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这个历史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转折点就是在反思革命失败原因中批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首次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从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态度和服务现实需要等角度强调了总结、学习、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极端重要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其中当然就包括了传统文化观。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过程中民族特点、民族形式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完全”“恰当”的。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居于首位。

为了从思想路线上彻底纠正教条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作为整风运动开篇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许多同志“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文风和思想路线的高度强调了学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极端重要性。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思考、定位党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关系，进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5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这一文献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系统化，实现了两个“首次”：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首次明确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并身体力行和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文化典籍。他曾以律诗和郭沫若曰：“劝君少骂秦始皇”，因为“百代犹行秦法政”；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说过：“西方思想……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实质上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生动表达。后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同角度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都蕴含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旨，并在不同层面作出重要贡献，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高度十分重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也为我们进一步推进这一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重要遵循。比如，科学定位，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激发自信，将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正本清源，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激活传扬，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魂育人，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贯穿国民教育；面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创新思想，则有三个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2013年考察山东孔府、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并于2014年以国家主席身份出席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会员大会——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相关思想，不仅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高度，明确了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

第二个节点是，在考察山东孔府8年后，在建党百年之际考察位于福建武夷山的朱熹园。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指出了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里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还突出了两者“有机”“激活”的关系。“相结合”的思想已经十分成熟。

第三个节点就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作出了最为自觉、高度凝练、科学的表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新“相结合”澄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本质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我们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有两点十分重要。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社会主义不仅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还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更有一个在实践中从摸索到成熟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根植于具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华大地，赓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因血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相对于以往认识，我们更应该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没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方面，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契合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进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道德上应该确立的状态，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任何社会例如中国社会，假如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假以时日地发展也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则加快了这一进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本就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因素，例如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均贫富、重民生等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发展、积淀，直至成为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尽管这还只是形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素朴的人民园地”，但一旦遇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彻底的理论，就瞬间被“思想的闪电”所“彻底击中”，一拍即合，产生震撼世界的历史效应。一句话，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实际上却有一种内在契合的关系。孟子曾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社会主义之于中国，也可作如是观。在此意义上，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意味着中华文明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开显。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赋予了社会主义一些本质性的品质。有人曾从中华文明政治一统思想、社会结构、协商共治传统、经济治理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政教传统、民族治理体系、贤能政治传统等8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塑造。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一种根性上的不同。例如，与西方无机、机械的原子论宇宙观相反，中华文化是一种以“生”为核心范畴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本体论，崇尚生命，强调万物共生；与西方主客二分、冲突、征服思维相对，对“和”的追求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溶化在文化的血脉和基因之中；与西方强调理性、理智的传统相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情。纵看历史与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一球两制”的当下，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作为“他者”；在东西方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客观上存在于今尤烈的竞争之势；着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文明崇生、尚和、重情的特质，不仅仅具有文明差别的意义，而且具有了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意义。

第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在回顾党诞生的历史背景时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而在谈到百年取得的根本成就时说，“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百年，从“文明蒙尘”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类遭遇了严重的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特别是面临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疾病、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这些危机和挑战各有具体原因，但总的根源其实是近代以来强势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在处理民族、国家、文明关系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自持优越，傲慢对待他者，秉持强权政治，以强凌弱，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致使世界冲突不断，危险重重，人类和平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人类的前途命运也蒙上阴影——人类文明蒙尘。种种事实表明，信守西方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可能意味着人类自身的终结！人类的拯救之途就在于开显出超越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形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仅以视野、情怀而论，与西方古代的城邦、王国、帝国及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相对，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有超越国家之上的天下观念。自《尚书》以来，中国思想百家争鸣但都尊崇天下之说，尤其是儒家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功夫为人所熟知。尽管中国古人讲的国、天下并非就是今天理解的国家、世界，也非一个实质性的疆域概念，而是一种关于文明、道德秩序的文化想象，但天下观念确实打开了一种可能性，展现了一种超越的、普遍的维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思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直接成为中国人对理想的美好生活的畅想，“以天下为己任”也成为士人的立身传统。

在这种天下意识统摄下，中华文明对于不同生活方式、礼仪习俗乃至其他文明有着恒常的独特态度。首先，确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列子·汤问》）。认为差异是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求一律。其次，认为“道无常名，圣无常体”，不同文化乃至宗教只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就可以“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完全可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再次，面对差异造成的矛盾，总是希望通过一定努力，最终使他者变成可以和平照面的“你”。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求诸己，即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感化对方——“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在西方文化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中华文明的天下意识以及对待其他文化、文明的情怀，可谓举世无双，与西方文明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其独特的文明根底尤其是善待“他者”的恒常态度，使得中华文明超越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成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也成为人类历史中唯一真实存在过的、最接近于各文明相处理想状态的“拟人类文明”。中华文明这种天下意识与情怀，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类存在观念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思想高度契合而又凸显出崇生、尚和、重情、贵德的维度，这些正是当今西方文明所垄断的世界最缺乏和最急需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先后提出和践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宣告和践行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且“为世界谋大同”。特别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平等协商、同舟共济，倡导以对话取代对抗，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以平等取代霸权，以结伴取代结盟等。这些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罕有论及的思想，更多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底蕴的现代性彰显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原则高度的典范体现。

总之，从人类前途命运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所预示和开显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正如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新形态。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相互发现、相互成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当代中国人必须有这种人类高度的“天命”意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永续发展和美好未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作者沈湘平，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