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伟大实践新起点的背后，其实深刻蕴意着对现代化理论及其进路的一种理解与察认。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现代化是世界各个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纵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和转变过程，即为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广义的现代化不仅具有经济属性，它还涉及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这里的两种“现代化道路”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思维定势，在丰富了现代化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一种新智慧。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之路及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带来了近四百年西方的繁荣与兴盛，也铸就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盲信。西欧各国因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而引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把工业革命描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分水岭的说法并不夸张，因为它几乎决定了近代世界历史的走向。工业革命在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的同时，也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由此拉开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令后进国家望尘莫及。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现代化之路的实质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化之路，最早出现的现代化模板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通过研究英美等最先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就能揭示一种所有国家都会遵循的普遍模式”，“尽管现代化理论家对于线性的历史演进会如何展开，是否存在着取代现代性的道路，存在分歧，但是，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国学者罗兹·墨菲认为：“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起，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达到了一种上升状态，这个时间很可能与亚洲大部分传统秩序的效率出现下降状态的时间吻合。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重叠构成了对立模式。”他所画的西方上升的曲线和亚洲下降的曲线相交的时间节点正好是1815年。这个时代正是中国逐步走向转折的时代。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针对中国的状况描述到：“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马克思曾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分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乃至欧洲的影响，用“木乃伊”来比喻当时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但马克思同样认为中国必将在不断觉醒中实现变革，届时西方人将“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与西方先发内生性现代化不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性的。随着资本的扩张带来的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浪潮在逐步纵深推进，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被压迫民族的意识觉醒交锋对决之中，一些国家或主动或被迫开始走上探索现代化之路。就近代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努力尝试革故鼎新，探索在器物、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学习西方自强以抵御外侵，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但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上尚未出现另一种能够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相竞争的现代化发展方案，所以西方现代化道路对许多谋求自身发展的落后国家而言成了不可替代的选择。20世纪70至80年代，许多国家也奉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为圭臬，芝加哥经济学派将其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传播至世界各地，虽然这些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经济上的进步，然而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学习这种现代化道路而破解本国发展难题，反而出现社会经济不稳定、独立性和主动性难以保障等问题。东亚的“雁行增长模式”在引发全球关注后仅三年时间，金融危机就让其掉入西方现代化的陷阱。从全球来看，并非所有照搬和依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之路的国家都真正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实现了普遍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西方现代化成功之路的绝对性的迷信，造成了人们对现代性及现代化道路理解的“西方中心主义”，很大程度上将现代化理解为就是西方化。一定意义上，“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出场”与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演变可谓源出一辙。

　　中国道路在短时间里取得成功并带来了不同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之路，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是唯一、普遍和永恒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自身无法规避的缺陷。实际上应该看到，西方国家仅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并不是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借鉴的现代化范本。工业革命带来大量社会财富累积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征服与破坏，一定意义上也开始了人类某种程度的自戕以及诸种社会冲突。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框架下的现代化无法摆脱剩余价值的驱使，由此导致了全球性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虽然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仅仅代表经济的增长。“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因为地球没有足够资源支撑，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对人类有所贡献。”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失调等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了一条自然、社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之路，一条互利互惠平等共赢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谋求资源的合理利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融入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始终写在自己旗帜上，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所潜隐的工具理性、资本逻辑、个人至上是截然不同的。

　　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崛起是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当前的全球化国际形势下，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期盼，也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任何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国用自身生动的实践证明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国家发展不一定要走殖民扩张道路。而且将来的中国也不会重蹈“修昔底德陷阱”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中国还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积极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因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扶贫，为减轻全球贫困做出了超过70%的贡献，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壮丽篇章，与此同时中国还通过举行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积极与世界分享减贫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世界经济低迷之际，中国勇于肩负引领全球化进程的责任与担当，为应对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为构建全球治理范式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突破了西方的现代化话语霸权，构建了一套中国享有独家解释权的现代化话语范式。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原文刊发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20年12月30日），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增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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