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具体体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要和高质量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于切实提高教育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我们应当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根本任务与最终旨归。
虽然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问题仍较严重，素质教育推进较为困难，过分强调分数和升学率的现象仍广泛存在等。要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率”的顽瘴痼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就需要建立起科学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指挥棒的问题，利用评价撬动教学、课程、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等多领域的综合改革。
我国在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组织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推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等，但迄今为止，仍未形成权威的、全国性的国家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制定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建立健全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当务之急。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是依据基础教育的目的构建的一整套指标体系及权重分配、信息搜集、水平划分等的说明与方法，是人们评价基础教育质量的依据与尺度。也就是说，评价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基础教育，以及如何对当前的基础教育质量加以衡量。新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国家制定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学校办学质量和学生发展质量评价标准。这说明，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制定已经进入政策议程，而研制“三个评价标准”则是构建整个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重点与突破点。
在研制“三个评价标准”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标准的科学、好用与有效，保证基于标准的评价能够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是标准如何更好地体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制定“三个评价标准”，最为根本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所以，标准要加强对学生全面发展质量的关注与阐释，利用指标体系说明学生全面发展的维度、具体表现、水平划分，并为学生全面发展质量的评价提供具体的方法手段。特别需要扭转过分强调分数的智育评价、阐明如何对学生“美”和“劳”等领域素养进行评价。标准还要加强对影响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的关注与阐释，从过分关注硬件设施等保障性因素转向注重教师教学、课程建设、学校管理等过程性因素和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校长的管理理念、地方党委政府对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视等导向性因素。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通过评价标准明确教师应该怎么教、学校应该怎么办、党和政府应该怎么管。
二是如何提高标准的科学性。科学性是评价标准合法性的基础，是其得以贯彻落实的前提。这就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现阶段基础教育发展及其评价的意见与要求，使标准体现最大民意；要基于理论研究、国际经验、实证调研等科学研究过程形成指标体系，让标准具备理论基础、符合国际趋势、反映现实诉求；要形成规范的、可操作的方法，这样才能确保对科学指标的有效测量。
三是如何切实发挥标准的导向作用。标准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指挥棒，特别是对地方党委政府如何管教育的指挥棒。但是这一作用不能仅依赖文件和理论要求，更应形成强有力的制度。其一，可以设置红线和底线指标。在破除应试教育顽疾等老大难问题方面，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一旦触碰红线、底线，要有强有力的问责。其二，需要建立公示、约谈、问责等制度。在质量评价后，可以对地方、学校的教育质量水平进行公示，对提升教育质量工作不力的行政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特别是对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与问责。这样才能明确各主体特别是党委政府在推动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发展方面的主体责任，帮助其树立科学的教育政绩观。
四是如何确保标准可以落地操作。首先要厘清标准的定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出台，应当带动教育评价相关标准的统整与更新，成为督学、督政、监测、教育考核等评价工作的根本依据。然后要形成配套方案。特别是要形成有效的评价方法，充分考虑区域差异与学校差异，因地制宜。最后要提供专业的解读与支持。在标准出台后，需要深入开展关于标准的解读与培训，为地方提供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的专业支持，在“做”中学，提高政府、学校等主体基于标准开展评价的能力，助力于其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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