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钟敬文先生是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20世纪中外学术文化巨匠中的“中国民俗学之父”。1月初，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钟敬文全集》（全16卷共30册），展现了钟先生以百年人生，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光明日报》约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撰写文章，重温钟敬文先生的精神和品格。

《钟敬文全集》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在世界上也一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钟敬文先生创立的中国民俗学派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去看。我们是中华民族，很多优秀传统我们要继承下来；同时，也还要有理性，要考虑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合理的。这要甄别，需要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钟先生的学说留给后人很多启示。

钟敬文在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需要有多大的创造精神，有多深的理论修养，才能留下这样丰厚的精神财富？钟敬文先生的创造精神和理论建树，来自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他强调既要懂得中国，也要懂得外国，但首先要懂得中国，懂得中国历史。记得他非常严肃地讲：“如果对于中国的历史典籍还没有读，那就不是中国学者。”现在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钟先生的这个思想是尤其要发扬的。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中怎样治学？钟先生的这个观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钟先生讲理论又能深入浅出，这是很了不起的。在《钟敬文全集》中，钟先生很清楚、很智慧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典籍里面，哪些是事实，哪些地方融入了民俗资料。这不仅使我们能够发掘到中国各种史书里面所包含的民俗现象和民俗资料，而且能使历史学研究者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的史学遗产，尤其是那些史学巨著，要全面地去考量它、分析它，然后再去解释什么是中国历史。我想，钟先生有很高的理论修养，才能把这样复杂的中国传统历史遗产问题讲得十分明白，让人能够接受。他讲到对于民俗史和民俗志的继承，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中国历史的内涵极为丰富，但怎样进行学科建设，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读他的书，经常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对“学”和“史”的关系，他就讲得非常概括。他讲，“学”是逻辑，是理论；“史”是事实，是现象，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史”和“志”的关系，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史”是前人写的，“志”是现代人写的，这样讲就很好理解了。他是民俗学大家，对民俗学史和民俗史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这样的界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还留下了很多著作。我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遇到过什么是“史”、什么是“志”的问题，钟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们这个学科也很受启发。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对钟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深感敬佩。他说，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仅是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认为，这是对于历史的最精辟的理解和阐述。这里面包含着理性的因素，也有情感的因素，这是钟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育家、一个思想家，在其重大理论成就和长期社会实践中，所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品，这种精辟的历史观渗透在《钟敬文全集》中。我希望钟先生这样的经典语言能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懂得什么是历史。

作者：瞿林东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