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传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范源廉倡导“师道”精神，视“师道”为广大教师应当保存和光大的“国粹”，他身体力行并施行于民国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范源廉的师道思想对新时代弘扬中国优良教育传统有重要的启示。
范源廉（1875—1927）
范源廉是清末教育新政和民初学制规划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长期在清廷学部和民国教育部任职，先后担任学部郎中、参事，三次出长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晚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与他有着师生之谊的梁启超用“斯文垂廿载”来评价他的重要贡献，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靳云鹏以“师表重寰区”来称颂他的伟大人格。他倡导的“师道”思想，承续了中国悠久的“师道”传统，是推动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教育传统有重要的启示。
“师道”是应当保存和光大的“国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新旧递嬗，内忧外患，对传统抱有敬意又对变革充满期待，是那一代有识之士的一个共有特征。范源廉早年茹苦课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青年时期进入引领一代风尚的时务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和新学西学。戊戌变法时期，范源廉积极投身南学会的活动，希望能够推行“合群力、牖民智”的“救时”宏愿。戊戌变法失败后，范源廉受梁启超的感召，东渡日本求学。日本因明治维新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整个社会充满活力的新气象,使范源廉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坚定了他兴学报国的追求和信心。归国后，他由清廷学部继而进入北洋政府教育部，逐渐坚定了“兴学图存”的报国情怀。作为实干型的教育家，他深知，办学涉及方方面面，主体无外乎政府和人民。而当时的中国，政府缺乏“统一强毅之力”，人民不具“独立自营之性”，两者“力有未逮”，所以兴办新学、发展新式教育常常裹足难行，事倍功半，是困难而不讨好的事。范源廉殚精竭虑，他以“此道自任” 的担当精神，“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意识，自己率先垂范同时又推己及人，将教师作为实现“兴学图存”大任的直接依靠。1914年2月，他发表《教师之大任》一文，文中指出：“今即断言，谓吾国必兴学始能图存，苟学不兴，则终必亡。” “学之兴废，视乎风气之开塞，而能开塞风气者，莫若教师之自身也。”教师“实居于开发风气、转移国运之地位”，要“自尊、好学、尽职”。范源廉用“师道”来萃取和提升对教师的期望和要求，他指出,“我国师道盛于古昔，师道也者，实至可宝贵之国粹，当求所以保存之，更当有以发挥而光大之者也。”从中可以看出，范源廉对中国师道传统的高度珍视，对光大中国师道传统的真诚愿望。当然，他心目中的师道，不同于《学记》中“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的“师道尊严”思想，也不同于韩愈《师说》中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为师、求师之道。相对于二者，他显然有更高的期许，“即吾今以兴学图存之大任归诸教师者，亦不过期其本悲天悯人之怀，以尽觉世牖民之责而已。”这个道，是与国家安危、民族兴衰、民众福祉联系在一起的。“有为者亦如是，举国中多数之教师，安见无踊跃兴起、当仁不让而振起师道之精神，以新此学荒道敝之天地者乎！”范源廉不单单是传统的 “守护者”，面对“旧者多已破坏，新者未至完成”的时代危机，他心中担忧的是“学荒道敝”，追求的是布新和出新，希望的是通过以教师为先导的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推动中国社会、中国教育能够展现新的面貌、新的气象。这是他异常珍视、大力褒扬“师道”传统，并为之赋予新的内涵的根本所在。
师大师生要以振立“师道”为已任。范源廉对师范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青年赴日留学不绝于途。在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趋之若鹜地学习法政。范源廉却学师范、讲教育，迥异众流，以至于被大家称为“范师范”。首任教育总长期间，他推动了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分区规划。对于全国教育问题的整顿，他的一个重要主张是“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见《范源廉集》37）。1923年，范源廉以三任教育总长之尊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之请。表面上是因为北师大师生对其有如甘霖的渴盼，但从根本上说，这个职位也有利于施行他对于师范教育的主张。就任北师大校长不久，北洋政府再一次任命范源廉为教育总长，面对两个职位的选择，他坚辞总长之任，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居校长地位，尚可对于教育事业踏实办理。”（见《范源廉集》251）范源廉是在北师大办学经费没有着落、教师队伍不稳、学潮不断的艰困处境下，到校就职的。开学典礼上，范源廉面对全校师生发言，“无论政局如何纷扰，只要我们个人精神不乱；无论经济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志气不馁；那么，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作为全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精神，坚持什么样的志气？范源廉很快给出了答案，他亲自给学校撰写了校歌：“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在这首校歌中，“师道”被三次提及，与1914年他对师道的阐释有所不同，他赋予师大的“师道”责任，有着宏大而深远的文化关怀。这与《论语》中孔子发出的感慨，“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有着异曲同工之义。在范源廉的思想深处，文化关乎民智的通达和国家的兴旺，师道维系着文脉的延续和文化的光大，师范大学必须高扬师道的旗帜，引领教育的时代潮流，“振立师道”是师大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当然，这个师道，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的职责，更重要的是报国为民的师大责任、“弘我教化，昌我民智”的师大志向。1924年6月，范源廉为毕业同学题词“以身作则”，并注解为，“师范大学毕业诸君以教育为职志，特本‘言教不如身教’之旨，为书四字与同学录，共勉之。”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以身作则”被奉为北师大的校训，这是“师道”精神在日常、在行动的落实。范源廉终生就是这样做的，熊希龄评价他“本孝悌以模范国民，施于有政，人无间言”“视教育为终身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主张的师道，在他是身体力行的，在师大是得到认同和推行的。
范源廉“师道”思想的启示。中国的师道传统源出孔子，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这一传统以“师”与“道”的关系为主轴，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变革中不断得到新的阐发。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由夏商周创造并得以传承的礼乐文化面临存续危机，孔子以“斯文在兹”的使命意识，整理文化典籍，广收门徒，开坛讲学。其子弟把他喻为“木铎”，后人尊他为“万世师表”。中唐时期，西来佛教一时盛行，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根基发生动摇，儒家价值体系和主流观点受到冲击，韩愈疾呼“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并和柳宗元一起发起了古文运动。时至清末，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梁启超在《论师范》一文中，发出了“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 未有能获也”的警语。范源廉的师道思想明显受到了老师梁启超的影响，他的就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重视师范教育、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都脱离不了梁启超的直接影响。面对中国的艰危政治局面，他和梁启超有“学荒道敝”的危机感，他们都主张“重师范”“兴新学”“以新教育造就新国民”。但与老师相比，范源廉的师道情怀更为浓烈，也更为现实。中国两千年来对教师地位的推崇，对教师“制之以严”“教之以正”“垂之以范”行为规范的强调，其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使“民知敬学”、“道得以传”，进而实现“道行天下”。与此前不同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来对于自己文化的高度自信，在清末民初经受着全面的检讨,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范源廉正是在中国文化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在回答中国文化如何“开来继往”的存续上，提出他的“师道”问题和“师道”要求的。今天，我们在展示自己“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我们也由此对于自己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教育传统鼓起了信心。当然，我们在弘扬中国“师道”传统上，也同样有一个“开来继往”问题，传统的“师道尊严”“师生界限”“报生于死”等僵化主张当然应该摒弃，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而“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社会风尚仍然不应弱化，教师“献身教育”“报国为民”“开发风气”“传承与创新文化”的传统使命仍然需要扛在肩上。
范源廉手书"以身作则"
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传承和光大“师道”是传承这一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回顾范源廉的“师道”思想，梳理它承传的基本义，挖掘他顺应时代要求的新内涵，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中华文化”，建设“四有”好老师队伍等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启示意义。
（《文学教育》2021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