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是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师范教育机构，其前身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始建于1908年，1919年升格为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夏末，萧友梅与杨仲子相继从德国、瑞士留学归来，在这里创立了音乐体育专修科(后改为音乐科)，从此开启了我国早期女子现代高等音乐教育的大门。音乐系基本采用德国的音乐师范教学体制，同时也吸取了日本教学体制的因素，奠定了我国当代高等音乐师范教育的基本模式。此后，女高师于1924年夏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音乐系随之升格为学制5年的音乐专科部门。一年后，教育部因“反杨运动”和反帝运动将女师大悄悄解散，音乐系转入新成立的“国立女子大学”继续办学。1927年6月，新任教育总长刘哲上任，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所有音乐科系。此时，北京仅有三所国立院校设立了音乐科系，除女子大学音乐系外，另有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1922)和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5)两处。在音乐界各方同仁的奔走呼吁下，女子大学音乐系被保留下来，其余二处均被撤销。此后，女子大学又几易其名，于1928年定名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抗战爆发后，平津沦陷，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与北平大学、师范大学一同迁往西安，音乐系在迁徙之际被撤销，师生自谋出路，从此结束了17年的教育生涯。
北京女高师大门
音乐系在建立之初，技术功课仅有钢琴、声乐、指挥三种。在17年的建设中，又增加了昆曲、萧、笛、月琴、琵琶、二胡、小提琴等科目，教学内容越来越丰富，学生们的表演水平也越来越上乘，甚至还组建了昆曲队、兹竹合奏队、琵琶队、南胡队、小提琴队等小乐队，成为北京地区高校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女高师音乐系十分注重艺术实践的锻炼，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一个定期举行演奏会的传统，每学期期末都有一场成绩汇报会。到音乐系被撤销前，场次已达40次之多。由于经常受到客观因素的干扰，音乐会经常无法定期举行，遇到时局稳定时，可能会加演一场，遇到风潮战乱，也可能会停办一次。但无论如何，演奏会始终坚持了下来。
在期末汇报会之外，音乐系还参加了丰富的社会演出活动，杨仲子师生演奏会(1927)、国乐改进社演奏会(1928)、庆祝北伐胜利大会(1929)、刘天华先生遗作音乐会(1935)等等，都留下了音乐系师生们绰约的风姿。女高师音乐系的师生们，已经成为抗战爆发以前，北京音乐社会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演出力量。
一、学校演奏会
学校演奏会是音乐系在读学生的汇报演出，这类节目单笔者共收集到5份，分别为第1、2、5、37次演奏会、以及第一次毕业生音乐会节目单。按照音乐系创办的年限推算，1921年春音乐系从音乐体育专修科中独立出来，半年后音乐系便举办了第一次演奏会，2个月之后又举办了第二次演奏会。倘若按每年两个学期各举办一次演奏会来算，到1936年春应为第32场左右，但实际已排到了第37场，由此可知演奏会有超额举办的情况。
1.第一次演奏会(1921)
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上午，女高师音乐系在乐友社乐队的协助下，举办了建系以来的第一次音乐演奏会，此时学生们入读整整一年了。
演奏会共有20个节目，由合唱与演奏两个内容组成，其中以演奏为主，以合唱为辅。演奏部分包含了钢琴演奏、管弦乐合奏两个类型，钢琴的演奏者全部为音乐系的师生，有钢琴独奏、钢琴联奏、双钢琴等多种组合形式，管弦乐合奏则全部由乐友社乐队担任。
合唱部分是由音乐、体育两系的全体学生演唱的，它的曲目不多，只有萧友梅的两首合唱新作《中秋》、《渐渐深秋》，这是萧友梅专为女高师而作的声乐教材，后被收录到了《今乐初集》中。此外，演奏会的开场和闭幕都要全体合唱《国歌》，开场在《国歌》之后还要演唱《国庆歌》、《华夏歌》，这些无疑都带有一些政治色彩。
演奏会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主要由学生表演钢琴和合唱，第二部由教师及乐友社乐队轮流演奏。学生们弹奏的乐曲有舒曼的《快乐的农夫》、巴赫的《加沃特舞曲》、杜赛克(Dussek)的《小奏鸣曲》、莫扎特的《小步舞曲》等，从这些程度不高的乐曲中可知，学生们尚处于钢琴学习的初级阶段。相比之下，教师们的水平则更显专业化一些，他们演奏的曲目有肖邦《夜曲》、辛丁(Sin-ding)的《春之絮语》(Rustle of Spring)等，大多是从巴洛克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传统曲目，为音乐会增添了一兹浪漫的艺术气息。
纵观这批乐曲，音乐系学生的整体钢琴水平尚处于初、中阶段，学生们弹奏的作品多为一两分钟的小乐曲，像《快乐的农夫》、《加沃特舞曲》等，现在普通的学琴儿童大约一两年左右便可达到这个程度，由此推测大部分人应当是入学后才开始学习钢琴的。钢琴是一件注重童子功的乐器，而音乐系的学生入学时都已经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了，能够在一年的时间里从头学习钢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所有演奏的学生当中，当时就读于辟才女子中学(女高师附属实验中学前身)的学生萧淑娴也应邀参加了，她演奏了杜赛克(Dussek)的《小奏鸣曲》(0p.20 No. 1)这已是学生群中难度最高的作品了。虽然还只是附中的学生，但这个年龄最小的学生却演奏了难度较大的乐曲，她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显露出了超群的音乐天赋。3年以后，她被保送至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高师升格后的校名)，正式学习钢琴专业。
在演奏会的节目单上，每一位演奏者的名字后而都注明了指导教师的名字，我们在此只看到两个组别，“杨先生组”(杨仲子)和“嘉先生组”(嘉社)。音乐系从创办之时起直至撤销，这两位钢琴教师几乎从未离开过，甚至一度仅有这两位钢琴教师。钢琴作为必修课，音乐系的学生们几乎也都是他们的学生。不仅如此，他们还同时兼任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的钢琴教师。他们为女高师的钢琴教学工作，以及为北京的专业音乐教育都做出了长久的、历史性的贡献。
2.首届毕业生音乐会(1924)
女高师音乐系的第一届学生经过4年专业的学习，终于在1924年毕业了。5月17日晚8点，毕业生们在青年会大会堂举行了“音乐系第一次毕业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预告也刊登在了该校校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镌》1924年5月4日(第65期)，5月11日(第66期)连续两期上，并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刊登，足见学校对此次音乐会的重视态度。
音乐会共演出了3首“钢琴与管弦乐合奏”(含两首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乐曲名不详)，5首合唱曲《级歌》、《毕业歌》、《汤山》、《梅雨》、《别校辞》，1首独唱曲《杨花》，其中大部分声乐作品都是由易韦斋、萧友梅合作的。音乐会还特别邀请了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管弦乐队助演。这场音乐会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性突破，一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在北京音乐会上的出现，二是新的中国合唱曲《毕业歌》、《别校辞》在音乐会上的演出。这场音乐会不仅在女高师是第一次，在北京地区音乐会的历史上也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3.第37次演奏会(1936)
1936年5月，音乐系首次将音乐会从本校搬到了外校，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园内，举行了“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第37次演奏会”，随后又在校外举办了第38次演奏会。这两次演出在当时成为了整个天津的新闻焦点，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天津《大公报》甚至辟出一个整版对这次演出进行宣传，可见其分量之重、影响之广。
宣传报纸的内容可以用“全而”二字来形容，它不但由时任系主任杨仲子详细介绍了此次音乐会的曲目与演员，还总结了音乐系十几年来的发展概况，公布了历届毕业生名单与现状，刊登了各种乐队及学生的照片。此外还有几篇学生们写的短文，以表达她们来津演出的目的和心愿。这份总结性的资料为我们了解音乐系最后时期的而貌，以及音乐系整个的发展历程都提供了最为真实、可靠的依据。可以说，这是对音乐系最好的一份总结。
经过多年的教学积累，音乐系开设的专业与学生数量都有所增加，它的教学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演奏水平的提高，音乐系逐渐成立了几支小型乐队。1929年，音乐系毕业生已经组建起了琵琶队和小提琴队。此时，音乐系所在的学校刚刚由“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分院”改名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这一年的毕业生正是1924年入学的第二届学生。
到了1936年，音乐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南胡队、竹合奏队、昆曲队，原有的两个乐队在规模上也有了扩大。
从在校生的文章中我们得知，此次之所以到天津演出，原因有两个:一是“女院”与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华北地区两个水平较高的女子高等教育机关，又都有音乐系，特别是“女院”师生得到了身在天津的李恩科、陈献厂、丁善德、张洪岛等人的援助，才得以此行;二是“女院”学生自身想换一个实践环境，期望得到一次新的艺术锻炼。于是，系主任杨仲子率领着音乐系35名女生，来到了华北地区另一个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举办了一场庞大而丰富的专业音乐会。
这次演奏会的节目“共分两部演奏，第一部十二项，第二部十项”，乐曲可谓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国乐有琵琶古曲《月儿高》、《梅花点脂》、快板八曲(均选自《瀛州古调》)，有南胡(即二胡)新作《光明行》、《月夜》，有昆曲合唱《游园》(步步娇)、昆曲独唱《折柳》(寄生草)，共计10余首作品；西乐仅合唱就有法语合唱《浮士德》歌剧选段、英语合唱《春天的快乐》中、意语合唱《爱日歌》、以及汉语合唱《摇篮歌》等8首，器乐曲有小提琴协奏曲，钢琴独奏曲《牧童短笛》以及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等人的名作，近20首。这样一席艺术盛宴，恐怕在现在的专业音乐学府也是难得一见的。它不但展示了音乐系学生深厚的学术传统、全而的专业素养，更传播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精髓，与河北女师的师生们、与天津的文艺界做了一次高水平的艺术交流。
从演出的曲目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国乐已经成为音乐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乐在音乐系最初的课程设置中是没有的，第二届学生也仅将“本国乐器”作为“普通音乐课程”之一，而在十余年后，音乐系已能表演相当多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音乐系在教学内容上的一个重要调整。这一变化，其中当然离不开音乐系的领导者对传统音乐的重视，离不开教师对传统音乐的孜孜以求，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忘记对自己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没有忘记身负着“振兴中国音乐”的历史责任，他们的教育思想已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专业音乐的学子们。也正是在这一代学子们的传承下，中国的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才有了今日的灿烂辉煌。
进步与成长在女高师音乐系的发展历程中是从未停止的。仅以第一届学生为例，通览她们举办的第1次、第2次、第5次期末演奏会、以及第一次毕业音乐会的节目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最初仅仅能够弹奏《小步舞曲》的初学者，毕业时已成长为能够弹奏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准钢琴演员了！这4年的学习进步之大虽令人有些怀疑，却也让人折服。而从第一次毕业音乐会再看第37次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我们更要为学生的整体进步而感到欣喜。虽然音乐系在30年代取得的成就无法与同时期的国立音专相媲美，但它自身取得的成长与进步是值得钦佩的。不论是一个人、一所学校，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要它自身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它就是充满活力、永不言败的。
二、社会音乐活动
社会音乐活动在音乐系的成长过程中是越来越活跃的，学生们已经逐渐融入到北京的社会音乐活动当中，开始在各类音乐会上崭露头角。杨仲子师生演奏大会(1927)、留别嘉社音乐会(1927)、国乐改进社第一次音乐会(1928)、庆祝北伐胜利大会(1929)、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1935)等等，都有音乐系的学生们操琴抚乐的身影。在偌大的舞台上，几位身着素装，头梳齐眉刘海、齐耳圆发的优雅女子，不论是演奏上一曲《旅梦》还是《梅花三弄》，想来都是异常的美丽吧。本文仅从众多音乐会中挑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演出活动进行介绍，以窥见音乐系的丰富生活。
1.北京艺术大会江南杨仲子师生演奏大会(1927)
杨仲子是20世纪20,30年代始终工作在北京地区专业音乐教育第一线上的一位钢琴教授。自1920年从瑞士毕业回国后，经过了7年的艰苦教学，他终于借“北京艺术大会”之际，于1927年5月14日在北京艺专礼堂举办了一场“杨仲子师生演奏大会”。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演奏会”，钢琴独奏、钢琴联奏、钢琴与乐队合奏、四重奏、筝独奏轮番登场，24首曲目竞相表演。杨仲子本人先后三次登台，独奏了《一掬英雄泪》( Heroide Elegiaque)，又与乐队合奏《培尔·金特》(Peer Gent)组曲中的《晨》、《死》、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Rhapsodie Hongroise)，展现了高超的琴艺。在钢琴曲中间，两次穿插了音乐系学生们表演的合唱，以及杨仲子的瑞士籍夫人杨燕妮献上的“筝独奏”。此筝并非中国的古筝，杨仲子称之为“洋筝”，是杨夫人最擅长演奏的乐器。可以想象，这又是一场多么别致的欢庆大会。
演奏会共请出了10位同学参加演奏，这其中有7个人都在音乐系的毕业生名册中榜上有名，可见，在杨仲子任教的三所学校里(女高师、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女高师学生的水平应当是较高的。
有关演奏会的具体情况，当时曾有一篇题为《记一个音乐会—北京艺术大会江南杨仲子师生演奏大会》的文章，做了很直率的评价：“感到《梅语》的声音除有些‘轻飘飘’的外，和以前并不觉得两样。《旅梦》和《暮林鸟语》的奏者似乎学琴不久，所以Pedal还不大会用，但总算很用心了。四部合奏很和谐，可惜中音提琴略弱一些，这是美中不足。《春笑》大体皆好，不过第三段钢琴略跑快了一些，听去有些令人着急。Liszt有名的《Rhapsodie Hongroise》我不能不佩服杨先生表情的高妙！…… Peer Gent同乐队合的固然很好，我们微有些失望；我们觉得杨先生应该拿出比这个更难一些的名曲来演奏。总之这次的音乐会的成绩，大体很良好。Solo的地方比有些乐队协助的较佳。因为那天乐队里的乐器太少，以致音域不能扩大，而生单调之感。”
不难看出，音乐会“大体很良好”，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演奏者技术的不足，有乐队编制的不足，也有选曲不够上乘，总之都没能逃脱作者灵敏的耳朵。作者不但听出了这么多细节上的问题，记叙的还很细致，这大概是一位精通西洋音乐的专家，并且有着边欣赏边记录的专业习惯。
针对这篇直率的音乐会评论，杨仲子以《雕虫》为题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他很诚恳地说:演奏会上大部分学生“都是初学，最久的也不过两年半。这次音乐会的宗旨：也不过是想向社会表示他们这段时间努力的成绩”。杨仲子并没有回避学生们的水平问题，他承认大家的演奏水平具有一定的局限，但他又提示人们应当从“这段时间努力的成绩”的角度来看待演奏，希望得到人们宽容的理解与适度的评价。身为一位留学归国的钢琴教授，能够这样客气地接受人们的批评，这种谦逊的姿态很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有趣的是，也就在同一期《新乐潮》上，汪德昭再次回应了杨的文章，向他道歉，表示自己的音乐会评论确实有言过之处。这一来一去的文章生动地记录了音乐会的实况，至今读起来仍令人津津乐道。
2.国乐改进社第一次演奏会(1928)
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新型音乐社团竞相涌现的年代。在北京地区，由刘天华、柯政和组织发起的爱美乐社(1926)、国乐改进社(1927)虽然成立的时间较晚，却是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性社团。女高师音乐系的同学们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同时，也积极投入到这些社团的活动当中，爱美乐社、国乐改进社的社员中都聚集了一批音乐系的学生们。这其中，音乐系的学生们与国乐改进社的关系尤为密切。
在《国乐改进社文件》中，“征求社员启事”一栏里这样写道:“我们这团体是由女子大学、北京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三校音乐系一部分教员及同学发起的。”此处的“女子大学……音乐系一部分教员及同学”，就是原女高师音乐系的师生们。国乐改进社的筹备会于4月15日在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召开，5月15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在社员们选举的15位执行委员中，有4人是女大音乐系的学生，加上刘天华兼任该系的国乐老师，女大在委员会中占据了1/3的名额。而从会后拍摄的“国乐改进社在京干事、社员及名誉社员合影”里，我们还看到有杨仲子、曹安和、萧淑娴等5人也来自女大。综合算来，女大音乐系至少有9人加入了国乐改进社。可以说，国乐改进社的成立饱含了女大音乐系的一份功劳。
国乐改进社在成立半年后，于1928年初举办了第一次演奏会，以展示社团在成立之后的活动成果。在这场演奏会上，女大音乐系的学生们再显技艺，担当了舞台的半边天。
1月12日正值寒冬，演奏会却在协和医校大礼堂如火如茶地举行了。演奏会共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有13首国乐，第三部分只有2首西乐声乐曲，国乐成为整台晚会的突出主题。会上有张友鹤、郑颖孙两位古琴家的古琴独奏、琴瑟合奏，有李光涛、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有刘天华、韩权华的琵琶独奏，还有女大音乐系学生们的器乐合奏。演奏的乐曲古今各占一半，新曲全部出自刘天华之手，《月夜》、《歌舞引》、《病中吟》、《悲歌》、《改进操》都搬上了舞台。这些作品也是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中跨出的第一步实践—创作新乐曲，改进新国乐。
女大音乐系的学生们在音乐会上主要表演了器乐合奏琵琶合奏《快板八曲》，参演了琵琶二胡合奏《虞舜熏风操》，还有刚刚毕业的韩权华独奏了一曲刘天华的琵琶新曲《歌舞引》，音乐系学生们的国乐水平可见一斑。晚会的最后两首歌曲基本也是由音乐系的学生们担任的。第一首歌曲是霍尔瓦脱夫人(今译“霍尔瓦特夫人”)的独唱，由萧淑娴担任钢琴伴奏、大提琴教师麦克西莫夫先生任大提琴伴奏、音乐系合唱教师赵丽莲指导。第二首作品《五月之花》是一部用英文演唱的音乐小歌剧，全部由音乐系的10位女生一展歌喉。整台演奏会是在女大音乐系学生的开场与压轴中进行的，再一次显示了音乐系在国乐改进社中的骨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乐改进社是由三校音乐系共同发起的，但是社团成立仅一个月后，新上任的教育总长刘哲便撤销了北大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音乐系，女大音乐系成为了唯一的学校力量，她也无形中承担起了一个组织者、工作者的责任。这一份责任，不可谓不重。
上述这两场音乐会，一场是钢琴专场音乐会，一场是国乐专场音乐会，二者相隔仅8个月，音乐系的学生们却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做了出色的表演。这是音乐系的学生高水平的体现，也是音乐系的教学高水准的展现。音乐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走进了一条专业化的、中西并举的发展道路。它的道路，越走越宽。
毫无疑问，这些多种主题的演出活动给女高师音乐系的学生们带来了难得的舞台展示的机会，这在动乱的年代不能不说是贵如春雨。从另一侧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音乐系活跃的氛围也恰恰显示出其在20、30年代京津地区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近百位音乐系的女大学生在17年的历史中不仅成为了演出团队里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高校专业艺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将西方高雅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共同推向了中国贫瘩的艺术殿堂，北京的音乐历史舞台上早已展现了她们女性的魅力与风采。
虽然音乐会转眼已成为历史的一瞬，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师生们也都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下的一张张珍贵的文图史料，他们在历史上镌刻下的一段段动人的乐章，值得我们去追寻、去铭记在历史的画卷中。
（来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