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国语运动进入“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阶段，制定了科学的识音辅助工具——字母，并用它来拼读文字，为白话文的蓬勃发展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奠定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成功的基础。作为民国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高师学校，北京高师师生们积极投入国语运动，且贡献颇著，为其赢得了“国语运动的发祥地”之誉。
北京高师如何将国语运动推向顶峰
国语教科书的编纂是国语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通过编纂教科书，国语运动才能真正得以开展与普及。北京高师对此贡献颇大的是教师钱玄同、黎锦熙和胡以鲁。钱玄同于1918年在北京高师“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商议编写国语教材，打算编成之后在高师附小实验，成为“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黎锦熙1920年起就用自编的教材——《国语学讲义》在北京高师讲授“国语文法课”。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模范文选纯粹地选那些用现代国语著作和翻译的文学作品，绝对不阑入文言文”、“文学史的教材……最要紧的，就是和‘历史科’联络”、“中等学校四年间的‘作文’，纯粹地练习语体，绝对废止文言”等国语教科书编写的具体方法。胡以鲁于1912年著成《国语学草创》，1913年即以此书为教材在北京高师开设“国语学”课程。该讲义共分十编，七万两千字，论述了语言的起源、发展，方言、共同语以及汉语在语言学上的地位等问题，被章太炎赞为“语学之精，莫过此者”。在三位教师的带动下，北京高师国语教科书的编纂工作成效显著。“国语教育，实施三年，考其推行的工具，不外国语教科书。本校为便于教学，并代表我国北部的国语起见，早已着手编辑，一册至七册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除本校用作教本外，其他小学，用者亦多。八册现已付印。”
黎锦熙教授
普及国语教育，除了编纂国语教科书之外，还要配套以科学的国语教授法。黎锦熙1920年就在北京高师开设了国语国文教学法的课程，并针对国内“翻译式”的国语教授法，强调要把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国语教授过程中，“研究国语法的目的，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日常应用的语言”。北京高师附小也专门就“国语文诵读法”召开教授研究会，在对“按照读国文的方法去读国语”批判的基础上，对新式国语诵读法进行了探讨，如苏耀祖提出了“正音读、词类的提出读、分段读通读、演剧式的读”等四种“论理的诵读法”；张席豊（丰）提出“器械的”、“论理的”、“审美的”三种诵读法等。此外，石登阁还把设计教学法引入国语教学，他指导学生模仿“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附设国音练习会”，成立了一个“国三乙级国语练习会”，以“练习国语为宗旨”。具体做法为：“两个人问答，或是几个人辩论，也许叫一个人报告新闻，或讲演故事，如果说的不合国音，大家都可以批评”。该法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石登阁本人所记：“会既成立，学生都努力预备材料，第一次开会练习，会长先演说不会说国语的害处，后来旁的学生争想去台上问答辩论或讲演。”
黎锦熙对注音字母贡献颇著，有学者指出 “（他）把注音字母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到处使用，扩大影响。黎先生的名字几乎和注音符号连在一起了”。1922年，他为了试验注音字母的优劣，还开始采用注音字母来记日记。钱玄同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论注音字母》一文，得到吴稚晖的肯定：“读先生大着（著）《论注音字母篇》，欣喜无量……大着平允精无伦，虽未卒读，于要点已见，多所抉正。”朱文熊把注音字母视为“变汉字做音标的利器”，并提出了“位置字”的设想，他认为“古代文字，都从形态上推演出来的”，因此叫做“形态字”；而他所创造的文字，是“从位置上表现的”，因此叫做“位置字”，即“只要认定四十个位置，念什么声音，就可以记出他（它）的说话来”，他希望借用“位置字”为媒介，实现“世界同文”。张一麐（麟）还从教育普及的角度主张编写注音字母教科书，加快注音字母的推广，“若是将来做成一种教科书，推广到全国，那么我国一千个人中的九百九十三个不识字的半聋半瞎半哑半呆等同胞，仿佛添了一种利器，叫他把天生的五官本能完全发达，那不是一种最大的慈善事业么”。郑朝熙则对注音字母的态度较为冷静，认为其“不过是统一读音的一种工具；仅于矫正发音上有些帮助”，不赞成教育部学校令施行细则中“首先教授注音字母”的条款，认为“规定的有点冒失……实在是欠怀疑的态度”。此外，师生们还于1920年暑假设立试验学校研究会，主要研究注音字母教授和教材分配等问题。苏耀祖就提出《附小实验班注音字母片说明书》，提出了“排注音字母片”的教授法，且效果甚佳，据他记载：“当时看他们对于那东西很生兴趣的，反复排写并无一人厌倦，并且对于笔顺的名称，记忆的非常容易，两月以后他们就渐渐能够书写了。考查他们书写的结果，果然不待指导其中的顺序就能知道。”
注音字母终究只是识字的工具，而国语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字。钱玄同关于“汉字改革”的实践与主张把国语运动推向了顶峰。1920年，他在北京高师《平民教育》和《新青年》上发表了《汉字改良的第一步——减省笔划》《减省汉字笔划底（的）提议》等文，发出要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并决定从1920年1月开始，用三四个月的工夫，“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它）一个较简单的写法……照此办法，预计这三千字底（的）笔划，平均总可减少一半”。1922年，他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统一筹备会议第四次年会上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议案。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该议案并成立了由他担任首席委员的“汉字省体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他又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明确提出废除汉字，改用国语罗马字的“汉字革命”的口号，并将其看作是反封建的根本，“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主张虽不切实际也不可取，但却转移了复古论者的注意力，从而使得白话文运动乘机发展起来。
在实践中推进国语运动
北京高师师生从国语教科书、国文教授法、注音字母和汉字改革等方面对国语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其他学校相比，北京高师在国语运动中的活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研究”与“实施”相结合。作为北京高师国语运动开展的主要机构，国语研究会就把“研究”与“实施”作为其两大主要会务工作，并规定了八种具体的研究内容以及编辑“口语体小学教科用书、教授法、简明国语、词典、本会研究会汇刊”、“本会教科书编成后即就本校附属小学第三部实地试验以觇本会所编教科书之效果，若成绩渐著，徐图推广于各地”等实施方案。在参与国语教科书、国语教授法、注音字母和汉字改革等过程中，师生们也是从理论研讨和实践推广两方面同时展开。一方面，师生们对国语运动有着深刻的认知，如黎锦熙把国语运动看作发展教育，进而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认为“教育上应该有统一的国语，是从世界大环境进化的过程中，采定的标准之一”。朱文熊基于注音字母可以“拼出汉字的声音，可以教全国读汉字的人民，都做一样读法”，将其视为“变汉字做音标的利器”等。另一方面师生们还积极投入推广国语运动的实践活动。除了上述参与国语教科书编纂和国语教授法实验外，师生们开展的主要活动还有：开办国语专修科，为国语普及培养师资；在全校范围内开办京话夜班，每周授课两小时，指导学生练习京话，“为将来国语统一之预备”；积极参与社会上的国语培训活动，如毕业后留北京高师附中任教的徐名鸿，就参加了直隶第二师范学校暑期讲习会的国语组教学工作，对参加讲习会的中小学教师及师范学生讲授“国语文法”和“国语文学”等课程。
关注面较广与重大成果建设相结合。北京高师对国语运动的关涉面非常广。国语研究会成立之初就从八个方面制定了本校研究的方向：（1）我国俚词向不为学者所措意，久经退化，芜秽不治，今以之编撰教科用书，似不宜任情采用（与小说及诗歌有异）。而于属词之法，正名之方，应如何设立科条，施以檃括，俾皆整齐明确可为模范。（2）殊方俚语各有本株，京邑语音间多变节，既不可枉徇偏方，亦不合专取京邑，关于此中用废取舍之处，应如何斟酌。（3）外国人名地名术语，或主义译，或主音译，或主直书原文，应如何规定以免名实混淆。（4）各地现行方言中之古语，若义富词简，有裨实用者，应如何搜集。（5）我国语言言语学家认为分析语族中之最纯粹者，与综合语组织之法大别，其优点应如何保存，劣点应如何修补。（6）读音统一后所定注音字母有无讨论之点，推行各地有无困难之处。（7）师范学校加注音字母一科，应如何规定。（8）推广传播标准国语之机关（如德国藉剧场以谋统一国语之类）及出版物（如教科书报章戏曲小说等类）如何设备编辑等。这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国语运动的各个方面。在全方位参与的基础上，北京高师还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如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1918年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的召开、黎锦熙国语国文教学法课程的开设、钱玄同的《论注音字母》以及《减省汉字笔划底（的）提议》等都位于学界研究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国语运动发展的方向，尤其是钱玄同关于“汉字改革”的主张更是把国语运动推向了顶峰。
精英的引领与师生们的广泛参与相结合。钱玄同和黎锦熙是国语运动的两大主将，在诸多领域成就突出，推动着国语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有学者就指出：“特别是钱玄同、黎锦熙两位先生，自从1917年以后，密切联系，终身合作，为国语统一运动、文字改革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国语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北京高师在国语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二人奠定的。在他们的影响和倡导下，北京高师其他师生也积极参与国语运动。如在编辑国语教科书方面，“由国文部学生担任分编国语教科书”；在国语教授法方面，有苏耀祖、张席豊（丰）等对国语文诵读法的探讨与实践，以及石登阁把设计教学法引入国语教学的尝试等；在注音字母方面，有朱文熊对“位置字”的设想、郑朝熙对教育部学校令施行细则中“首先教授注音字母”的反思以及试验学校研究会的成立等。
黎锦熙教授绘制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
作为“国语运动发祥地”的北京高师
在国语运动中，北京高师通过“研究”与“实施”、关注面较广与重大成果建设、精英的引领与师生们的广泛参与相结合，把国语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北京高师之所以能在国语运动中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当时全国国语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外，原因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高等师范的学校性质使北京高师成为社会与国家普及国语运动的希望所在。高师学校能够培养广大的国语师资，进而通过教育网络达到普及师资的目的这一点，已为国语运动者所充分认知和积极呼吁。经亨颐就指出：“夫统一国语为教育上最要问题，亦为最难问题，骤期收效，决无方法之可言。惟有自师范教育入手，乃能致渐移默化之功。舍此可断言无统一之时期也。”抱一则把高师学校传播国语视作国语统一的利器，“（读音统一）将来由师范学校以及于一般学校，由学校以及广一般社会，此诚八年来新产出之文明利器也。”周铭三甚至提出要在高师学校开设国语专科以推进国语运动，认为“这样可以预备一种比较完备的国语专门人才，使国语教育可以格外猛进”。在此基础上，北洋政府教育部相继通过一系列在高师学校推进国语教育的法令。如1918年4月20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通过《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办法》。6月1日，根据《办法》，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并公布《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国语讲习科简章》等。
北京高师国文科的建立与发展为国语运动在该校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智力储备。1915年北京高师成立国文专修科即是着眼于培养优秀国文师资，“主教国文者，非文学不足即教授不甚得法，国文教员缺乏亦一大因也”，其开设后即以“国文及国文学”为主科，“选素有根柢者，使之深造，并研究教授方法以资应用”。1916年北京高师增设国文部，更是加大了对国文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开设了“国文讲读”、“国文法”、“修辞学”、“国文平点”、“国文作文”、“文字学”、“文学史”、“国文演习”、“国文阅书质疑”、“习字”共10种专业核心课程，其中“文字学”课程下又分为“今古音声类、等呼、四声、反切、今音之对转、韵摄、古音之古声古韵、文字源流、六书大例、说文部首”共10种授课方向。扎实的专业训练使国文部学生自然成为国语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北京高师的国语教科书编纂即是“由国文部学生担任分编国语教科书，本会（国语研究会）会员订正之，再由王蕴山君加入注音字母，先以此本在附属小学第三部试教，刻国文部学生已编成教科书若干”。
钱玄同、黎锦熙等精英人物的倡导和影响。上述可知，北京高师在国语运动中重大成果的取得基本上都是钱玄同、黎锦熙等精英人物所为。除了自己身体力行之外，二人还在倡导和影响其他师生投入国语运动方面功不可没。如黎锦熙就针对“国粹派”对文学革命者关于“你们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等攻击，在北京高师开设了“国语文法课”“国语国文教学法”等课程，系统宣讲了自己的国语改革主张。钱玄同在北京高师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并在北京高师校内刊物《平民教育》第16期上发表了《汉字改良的第一步——减省笔划》一文，系统介绍了他的汉字改革思想等。
北京高师对国语运动的广泛参与也和校方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校长陈宝泉就非常推重国语运动，不仅将“要有统一的语言”作为培植国民性的第一要素，且将其视为教育普及和国家统一的基础，指出“方今吾国无统一语言与言文不一致二端，于国家统一上、教育普及上诸多障碍，欲求解此症结，惟有研究厘定现行之语音、语词、语法，以促进早日制定标准国语，及用口语体编撰小学教科用书”。他还于1918年约集教师陈颂平、章厥生等发起国语研究会，“凡有志研究国语者均得为会员”，极大地推动了国语运动在北京高师的开展。北京高师附小校长郑朝熙也非常重视国语教授，不仅亲自研究，还鉴于“教授国语本是一种新改革”，专门召开国语教授批评会，“（一）是批评教授者用法之当否以作教授上的参考。（二）是就教授经过情状研究教法的标准，以备规定教授顺序”。
上述可知，北京高师师生们对国语运动贡献颇多。他们不仅从理论上积极宣传和探讨国语运动，而且还成立国语研究会，编辑国语教科书，研究国语教授法，积极投入到国语运动的实践中；不仅对国语运动全方面参与，还在各领域都取得了诸多成果，尤其是钱玄同更是在注音字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字改革”，甚至“汉字革命”的问题，把国语运动推向了顶峰。无疑，北京高师是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基地，是“国语运动的一个发祥地”。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9月4日第3版 ，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