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乘坐一趟列车，无论由北向南，还是由西向东，从干旱进入湿润，还是从寒冷驶向温暖，往往会途径一片平原，地平线随着农田绵延，视野空阔亦足够丰满，时隔许久，望向窗外，仍是如此风景，让你疑心时间凝固，又感慨边界无限。这便是河南，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而我的家乡邓州，便是此中的一处看似渺小又举足轻重的所在，亲切唤之———邓国。

早在七千年前，这里即有人类居住。公元前21世纪，夏代仲康建都于邓，邓国由此得名。夏、商、西周、春秋时代，邓国均是早期诸侯国，且建都于邓州。正如其偏居豫西南，沟通南北东西的“桥梁”式地理方位一样，邓国历史上一直处在争夺斗争的漩涡中。公元前678年，楚灭 邓 并 设“穰邑”，公元前312年韩袭楚并夺穰，公元前296年，秦又打败韩，并为秦地。南宋初，邓归宋，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将邓割给金，金将之作为前沿阵地，三设榷场，与南宋互市。公元1161年，宋又击败金，邓归复宋。

简短而不带情感的历史陈述，背后却是方寸之地及其人民在中国大历史长河激流中的光荣与悲情。浪花起伏又更迭，行迹所至留沙金。政治的刀光剑影过后，文明的触碰却给这里馈赠了丰富的精神资源。楚汉文化全收，浪漫与务实皆有，苦难与光荣交织，让邓国人民的心灵世界足够富有，今日残存的楚长城，似乎仍想告知生活在这里的人，悠远而古老的故事。

在这儿的东南一隅，坐落着一处园林式建筑，那便是百花洲畔的花洲书院。这一处幽静而精致的所在，安放着一位古人的忧乐情怀，也昭示着这方土地的文运。公元1044年，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悲愤之余，乃上书皇帝，自请守邓”，次年至邓，忧心于学风不兴，遂于百花洲畔创建书院，并时常来此讲学。这里记忆着范公“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风生”的放浪洒脱，更因诞生《岳阳楼记》，而成为范公忧乐精神的注脚。时范公挚友滕子京与其一同贬官，滕子京贬至岳阳，重修岳阳楼，寄信范仲淹为此作记。1046年9月15日，范公端坐书院春风堂，端详《洞庭秋晚图》，带着自身与挚友浮沉命运的深切感悟，斟酌思量，伴随书院春风，挥笔铸就千古名篇。从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成为中国文人政治担当的自觉意识代名句，更因与邓州的古老历史命途所积淀的文化精神扣合，而成为这座城市的座右铭。

湍河之水匆匆而流，却始终延续着这一方珍贵的文脉和忧乐精神的文化内核。于是有了姚雪垠的《长夜》，以亲历式的视角呈现豫西南军阀混战时期恶势力与反恶势力的交锋；有了《李自成》，以史诗式的风格反映宏大的社会历史生活。有了周大新的 《湖光山色》《走出盆地》等，将故乡的山水人事镕铸在艺术的构想中，呈现于宏大历史的叙述中。有了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等，以一种逃离家乡又反观家乡的角色，客观而深情地反思着 “乡土中国”问题。他们是奋力走出这片方寸之地的人，在大的局域中寻找着新的人生方向，却又在命运的行走中，心系这片土地，连同整个国家的命运。

一列列火车在这里短暂停留，载乘着这方水土的人们奔赴全国各地，像极了当下这座小城和这里的人的命运轨迹。它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中心，更不是主角，却从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保障并呵护着祖国繁盛最基础的生计问题。坚守传统，吐故纳新，培育着富有忧乐精神的人才，运送四面八方，耕耘并擎托着一代又一代的忧乐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