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
几年前，一首《九月九的酒》迷醉了多少游子心，又掀动了游子的几多乡愁；重阳糕、菊花酒、茱萸佩，这一道道重阳风景，编织着多少漂泊者的故乡之梦。在社会人口大流动的当代，重阳，这一古往今来的郊野聚会宴赏时节，为离开乡土的人们提供了梦寻故土的时间感觉，宣泄了思乡人的抑郁情感，抚慰了旅行者悬浮的心灵。重阳又是传统的祈寿之节，人们在感伤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对新生活的期盼，它为眷恋生活的人们开辟了一片晴朗的天空，以其特定的人文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的人文节日大多依托着一定的自然时序,在岁时节俗中，因自然物候的变化,人们融入了较多的时季意识而兴起对社会人生的感怀。九月节俗的原型之一是古代的祭祀“大火”的仪式。
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火”(即心宿二),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座标,同时也使将大火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后世的重阳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痕。如江南部分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是日,宣晴。人家用赤豆饭祀灶；”（民国《乌青镇志》）灶神是家居的火神，由此可见古代九月祭祀“大火”的蛛丝马迹。古人常将重阳与上已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晋葛洪《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已,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
随着人们谋生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有了新的认识。“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候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承。显然世人对它已有了合理的解释：重阳正值暮秋时节，处在寒露与霜降之间,此时在蒙古形成的冬季风开始自北向南侵，气候明显转凉；寒风乍起,草木黄落,人们明显感受到了九月的秋寒。江苏常熟白茆等地农民将重阳视作寒气新到的节点,名为“重阳信”,即立秋后的第一个寒信。南京人有这样的俗谚:“吃了重阳糕夏衣就打包。”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秋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度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就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入室隐居时的告别秋游,所以民间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之俗。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
登高野宴，是重阳节俗的中心内容，登高的原始意在于逃避灾祸。重阳为何登高,登高何以能避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重阳时节,天气初寒,人们不仅在肃杀的秋风中感受到季节的冷暖变化，而且在夏冬时气的升降中难于适应,人们容易感染时疾。这样，重阳时节在古代就被视为危险的季节。在神秘的阴阳观念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九九重阳意味着阳数的极盛,凡事盛极必衰。(在古人心目中,“大火”的隐没可能作如是想)因此,九九重阳之日,有如五月五日是令人生畏的灾日，人们为了避开这一不吉之日,就采用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行为，以出外登高野的方式,脱离有可能发生灾祸的日常时空。在具有原始信仰的古人那里,由室内到室外的空间移动,即能纾解生存的危机,这种登高避祸的方式在古代节俗中常常出现，有人日登高、正月十五日登高等。登高习俗可能最初起源于平地居民,异于平川的高山,在原始居民观念中属于神奇之地，登临高处意味着接近了天神,因此也就易于获得福佑，这种登高习俗后来随着文化的移动，播布全国。
重阳登高习俗大概萌芽于汉代，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文中说:“九月九日宴会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引证了一则传说，解释重阳登高习俗的起源。汝南人桓景跟随方士费长房游学。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降临，赶快通知家人缝制布囊，在布囊里装上茱萸，然后将茱萸囊系在手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景听信了费氏之言，举家登山。傍晚，桓景一家归来，见鸡犬牛羊全都暴死。费长房得知此事后说：“这些家畜已经代人受灾了。”吴均接着这个故事说：“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一般来说，民俗传说晚于民俗现象本身，当然也有例外。这则传说同样是对已有民俗的一种神秘解释，但这一解释十分贴近节俗实质，它以形象的故事，说明了重阳登高民俗的原始内涵，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都是为了消灾远祸。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又是重视日常生活的感性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深怀忧虑的时代。因此，登高避祸、饮酒祈福的九月九成为社会上下共享的世俗大节，所谓“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旧唐书·德宗本纪》）即由此而发。而且，人们有意识地强调重阳的祈寿祈福的节俗意义。《魏文帝与鍾繇书》中重新解释九月九的意义，“九日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以九九谐音“久久”，反应了当时人求吉的社会心态。葛洪亦明白地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晋葛洪《西京杂记》卷3）南朝宋人孙诜在《临海记》中也记述了浙江临海地区重阳登高之俗，“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艺文类聚》卷第4）由此可见当时九九登高野宴之俗的流行。
重阳佳节的登高野宴中有一大民俗佳品:菊花酒、茱萸佩、重阳糕(原称蓬饵)。
菊花酒。菊是应时的花草,在“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因此菊被古人视为“候时之草”（《初学记》卷27）；并且由于菊之独特品性，菊成为生命力的象征。白居易曾引元缜诗云：“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在萧瑟秋风中，百草凋零，唯有菊花，凌霜开放。独立寒秋的菊花，在古人那里有着不寻常的文化意义。它在仙道方家眼中是“延寿客”、不老草。因此，赏菊与饮菊花酒成为重阳的主要节俗。晋朝隐士陶渊明爱菊之高洁，以菊明志。九月九日这天，他虽家贫无酒，但依然出门坐进宅旁菊花丛中，久之，满手把菊。突然，江州刺史王弘送来了重阳酒，陶渊明“即便就酌，醉而归”。陶渊明所饮之酒大概就是用去年菊花酿成的菊花酒。菊花酒用菊花杂和黍米酿成，“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九日所酿的菊花酒在古代被视为延年益寿的长命酒。《太清记》称：“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菊花酒虽然达不到“令人不老”的奇效，但它的确有清热解毒、明目祛风、平肝疏肺、益阴滋肾的药用价值。九月九日是传统的赏酒节，唐人王勃诗咏其事：“九日重阳节，门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直到宋时，重九时节的民俗活动依然是“饮新酒，泛萸簪菊”（元·周密《武林旧事》卷3），宋人以菊花、茱萸泡酒，名茱萸为“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认为借此二物，“以消阳九之厄”（宋·吴自牧《梦粱录》卷5）。重阳酿酒、赏酒之俗在民间持续传承，山东滕县、临沂、日照等地，在近现代仍多在重阳造菊花酒，当地谣谚有：“九月九，九重阳，菊花做酒满缸香。”（山曼等著《山东民俗》第49页）
茱萸佩。茱萸是秋季成熟的椒科植物，在古代民众知识中，茱萸到九月九日“气烈成熟”，因此人们习惯在这天，“折茱萸房，以插头”。说是可以辟恶气，而抵御初寒（晋·周处《风土记》）。侵害身体的晚秋寒气在古代常被视为鬼魅恶气，能够驱风逐邪、消积祛寒的茱萸在民间成为驱病疗疾的巫术用品。《杂五行书》说：在屋舍旁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而悬茱萸子于室内，即有“鬼畏不入”的效果。重阳成熟的茱萸具有如此神奇的驱邪效用，人们自然会对它另眼相看，将茱萸称作“辟邪翁”。在重阳节这天，人们或佩茱萸囊，或茱萸插头，以驱邪求吉。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中记述了这一情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彩，节日中往往凝聚着不一般的人间情感，在节日这一人文节点复现时，其独特的节俗情调易于唤起人们对往昔时间生活经验的追忆，少年王维漂荡异乡，重阳节掀起了他思念手足的情感波澜。由此亦见，唐时重阳节登高、茱萸插头习俗的流行。茱萸是重阳节特有的辟邪物品，佩茱萸成为重阳节俗的主要标志，因此登高会也称“茱萸会”，重阳节被称为“茱萸节”。唐人张说《湘州九日城北亭子》诗云：“西楚茱萸节，南淮戏马台。”从节俗的原始意义看，茱萸与登高的结合应该是最早的。但在宋元以后，插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其变化的因由大概要从重阳节俗重心的潜移中去理解，重阳在早期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强调的是辟邪消厄、逃避灾难；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生活给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长生与延寿。所以“延寿客”（菊花酒）的地位最终盖过了“辟邪翁”（茱萸）。
重阳糕。九月食糕的习俗起源很早，“糕”之名，虽然起于六朝之末，但糕类食品在汉朝时即已出现，当时称为“饵”。《说文》：“饵，粉饼也。”饵的原料是米粉，米粉有稻米粉与黍米粉两种，黍米有粘性，二者和合，“合蒸曰饵”（郑玄注《周礼·天官·笾人》语）。黍为五谷之长，黍在古代是待客与祭祀的佳品。九月，黍谷成熟，人们以黍米为应时的尝新食品，因此，首先以黍祭享先人。重阳糕的前身就是九月的尝新食品，这也就是后世民间在重阳节以重阳糕荐神祭祖的秋祭习俗渊源。六朝时期登高古俗得到光大，重阳节俗形成，糕类自然成为节令食品。如童谣所谓：“七月刈禾伤早，九月吃糕正好。”（《隋书·五行志上》）在中国节俗中，节令食品往往占有特殊的位置。人们总是以岁时节日作为向神灵献祭的专门时间，新收获的食物自然是最好的祭品，用新获的黍稻做的糕类是重阳秋祭的祭品，也是民众以分享祭品的方式，分享神惠的时节佳品。唐宋时重阳食糕俗流行，唐称麻葛糕，宋人已习称“重阳糕”。吴自牧在《梦粱录》（卷5）中记述九月九日，“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簇之，名曰‘重阳糕’。”由于糕面有多种装饰，重阳糕在明清以后又多称为“花糕”。重阳花糕成为都市、乡村的应节食品。民国二十五年（1936）《山阴县志》记重阳节俗有：重阳登高，蒸米为五色糕，剪彩旗供小儿娱戏。从九月九食饵到重阳食糕，看起来似乎只是字面上的变化，实际上它隐含着重大的社会变化。食饵最初主要有祭祀与辟邪的意义，《西京杂记》（卷3）有“食蓬饵以拔妖邪”的记述。六朝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世俗化，人们更注重现实生活的顺遂。糕在汉语中谐音“高”，糕是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宋代民俗，在九月九日天亮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作三声。”（吕原明《岁时杂记》）糕不仅谐音“高”，而且重阳糕上的诸种饰物也都有着各自的寓意。如糕上置小鹿，称为“食禄糕”。糕上的枣、栗、狮子之类饰品，都是中国传统的祈子象征物，它们明白地表示着人们在秋收时节祈求子嗣的愿望。重阳还是出嫁的女儿回家的日子，接出嫁女儿回家吃重阳糕，是重阳的另一节俗，俗谚有“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所以重阳如端午一样，被称为“女儿节”。重阳节妇女的回娘家食糕，表面上的意义是团聚、热闹，其隐含的原始动机是向母系家族乞求生殖力量。重阳糕犹如社饭，都体现着生命的意义。
重阳节俗的核心是古代民众对时季的神秘体验，它最初起源于对“大火”消失的恐惧，祈求“大火”再生，让人们重新获得“天时”；后来人们将秋尝、秋社等丰年祭的因素复合到重阳节俗之中，使重阳由原来的登高避祸避灾演变为登高祈寿祈福。其中，祈寿节俗尤为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生譬如朝露，人们恐惧生命的短促，渴望长命。因此，倡导服食修炼，以求长生的仙道信仰流行，重阳节俗明显地受到道教影响。道教信仰与民间原始信仰有着同源的密合关系，所以二者的交汇显得十分的自然。以登高服食的方式，求取“新寿”，是魏晋以后重阳节俗的主要内容。不仅晋人葛洪说重阳节俗饮菊花酒等“令人长寿”，隋人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注文中也记述了当时的北方重阳节俗：“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唐宋诗文中将重阳与寿庆关联咏唱的更是比比皆是，“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唐·解琬）算得上其中的佳句。重阳在后世成为祝寿节、老人节。在壮族，人们将农历九月九日称为“祝寿节”，壮族老人在满六十岁生日那天，子孙都来庆贺，并且为老人添置一个寿粮缸，此后，每到九月九日，晚辈都要给寿缸添粮，直到添满为止。这缸粮米，称为“寿米”。平时不能食用，只有老人生病时才煮给老人吃，说此米能帮助恢复健康，延年益寿。缸里的米不能吃完，否则老人不长寿，所以晚辈要在重九这天给老人添满米粮。出嫁的女儿也在这天拎着新米回来“补粮缸”。这真是一则敬老的良风美俗。
随着人们文化意识的变化，重阳登高活动也经历了从实际践履郊野的登高到象征性的仪式表演登高，从民众共享的避忌登高到主要是文人、市民的娱乐登高的历史变化。登高远足的重阳活动与六朝士人啸咏山林的生活习性有一定的关系。在社会生活渐趋安定之后，人们追求安逸与享乐，避忌心理减弱，人们由“籍野饮宴”变化为“皆宴设于台榭”。重阳成为宴会享乐的名目。佛教寺庙增多之后，人们以游览名胜与登宝塔作为登高。有的径直以重阳吃糕来替代登高，将重阳糕称为“登糕”。重阳节由登临高山到宴会台榭，由远足之劳到口腹之乐，重阳节俗由动趋静，由神圣转向世俗，表现了中国传统节俗演变的一般趋势，也表明人们节日感觉的衰减。
在目迷五色的当代社会，我们能否从传统的节俗中汲取有益的成份，返朴归真；借重阳这一秋高气爽的秋游时节，离开喧闹的都市，登上高山，体验孟嘉“龙山落帽”的野趣，神会李太白“登高望山海”的胸怀。实在地说，“籍野饮宴”的啸咏高歌远胜于吧厅的浅斟低唱，祈寿的菊花酒香过美味咖啡，杜牧九日登高所赋：“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虽然情调有些低沉，但未尝不可以作为我们秋节登高的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