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1897—1983），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法学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20世纪30年代回母校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历任冀西抗日游击队司令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杨秀峰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被誉为“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共产党员的楷模”，是备受北师大人尊崇的老学长。

勤政为民：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杨秀峰一生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1930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宣传马克思主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深入农村，先后参与开辟了冀西、冀南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并担任主要领导人。

关于他的政绩观，他在接受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访谈时表示：“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必来这里。”在根据地，他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发生了4年灾荒，杨秀峰殚精竭虑地组织生产救灾，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于根据地教育的摧残，他领导根据地的教育部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学，推动了根据地基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在冀西抗日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太行山的老母亲”。在晋冀鲁豫边区，群众传唱：“边区好，边区好，边区人民真正好，杨主席呀好领导，创造边区有功劳。”

1949年下半年，河北省遭受特大水灾，杨秀峰时任河北省政府首任主席，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跑了天津、唐山、沧县3个专区的17个县，100多个重灾村，检查粮食的运输和储备情况，正是由于他的艰苦工作和周密安排，灾区没有饿死一个人，毛泽东主席称赞杨秀峰是“救灾专家”。

1950年春，杨秀峰（中）赴安新、白洋淀、雄县、勝芳、杨柳青视察汛情

抗日战争时期，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经常活动的驻地广宗县杜杨庄一带，原有一大片果树，后被日军毁坏殆尽。全国解放后，杨秀峰对此事念念不忘。他不仅亲自前往探望当年的老房东和乡亲们，还派来科技人员，帮助村里栽上优种苹果树苗。经过精心管理，几年工夫硕果累累，当地群众为了表示对杨秀峰的感激，将苹果树品种分别命名为“秀峰一号”“秀峰二号”。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称许他为“人民的公仆”。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元帅题词

清正廉洁：除了自己的工资，其他一律不要

杨秀峰终生保持着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两袖清风的政治本色。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和根据地的干部一起节衣缩食，一再降低生活津贴标准。面对部分同志的不理解，他说：“现在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饿死饿不死的问题，群众和我们一样苦。只要饿不死，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战到底。”他身体力行，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经常蹲在风沙弥漫的露天就餐。

对于自己的家人，他严格要求，一视同仁。1939年，杨秀峰的夫人孙文淑同志因为没有钢笔使用，就托亲友从北平买来一支价值12元的新钢笔，因为当时实行供给制度，一时拿不出这些钱。有人建议先用公款垫支，再从杨秀峰夫妇每月的津贴费中逐渐扣还。杨秀峰得知后坚决不同意，最后孙文淑只好把钢笔退了回去。1942年，他的儿子杨为民由敌占区被接到太行山根据地。孩子生日那天，工作人员设法找了两斤面，包了一顿素饺子。当杨秀峰得知饺子是单独为孩子包时，要工作人员立即把饺子端走，并向家里人解释道：“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做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我怎么还能说服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高位，仍保持着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的为政本色。他连续几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有关部门按规定每月发给代表50元车马费，他每月除用自己的工资超额交纳党费之外，还把每次发放车马费全部交了党费。1958年他带领代表团赴苏联、波兰等国访问，对方给代表团成员的零用费，他都拒绝接受。他说：“我们吃住都没有问题，要零用费干啥。” 杨秀峰除了自己的工资以外，其他额外收入一律不要，这是他一生所秉持的原则。

科学决策：深入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

杨秀峰秉持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的工作方法，将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与决策的基本前提和依据。从1952年至1965年，杨秀峰先后担任高等教育部、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他虽然日常工作繁重，仍然非常注重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1959年6月至7月，杨秀峰蹲点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开展调研。他不仅听取校系领导及团组织的工作汇报，和各级干部、新老教师、各年级学生谈话，还深入教研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操场、食堂、宿舍，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当时还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的许嘉璐同志对此回忆道：“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听课，和我们这些壮志满怀的大学生亲切交谈的情景。”

1961年，杨秀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带队赴天津大学等高校，调查的重点是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问题，为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做准备。在天津大学，为了便于接近师生，他不住宾馆饭店，而是选择在天津大学招待所住了40天。调研期间，杨秀峰每天听课、看实验，了解学生生活等各方面情况，他不用学校领导陪同，也不事先作出计划，了解到许多第一手材料，《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一文件后来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由于《高教六十条》符合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办学规律，对于稳定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1年6月，杨秀峰（左排二）到天津大学调研，就“高教六十条”（草案）与教师座谈，征询各方意见

真抓实干：做事不畏繁难 攻坚靠前指挥

杨秀峰办事讲实效，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都有始有终，对于工作中发现的困难，总是迎难而上。1955年3月，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需要，高等教育部党组向国务院和党中央提交了将交通大学逐步内迁的报告，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同意。1955年7月，高教部正式下达交通大学迁校的书面通知。1956年5月，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工作开始，并按原定计划完成了首批迁校任务。1957年，由于形势的变化，交通大学迁校工作一度陷入“迁不出、搬不回”的困境。1957年6月，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亲赴上海，他深入到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中间，多次召开报告会、座谈会、谈心会，一方面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讲明内迁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1955年11月10日，杨秀峰（右二）与苏联专家到上海交通大学视察

经过充分调研和酝酿，杨秀峰会同学校领导班子提出了“一个学校，分设两地”的新方案，这个方案“既支援了西北，又照顾了上海，既适应了国家需要，又照顾了个人利益”，获得了交通大学师生员工的支持和拥护。在处理好上海的工作之后，杨秀峰又马不停蹄赶赴西安，研究学校搬到西安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195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高等教育部的报告。至此，交通大学西迁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国家调整高等教育事业战略布局的一个成功范例。

作为交通大学西迁的一线指挥员，在迁校工作遇到困难的关键阶段，杨秀峰紧张地工作了几十个日日夜夜。杨秀峰曾回顾、统计了自己1957年6月到8月的工作情况，共谈话（包括演说、座谈、谈话）162次，其中在上海86次，在西安76次，平均每天约3次。

杨秀峰（右一）到迁址后的西安交大视察

以上只是杨秀峰工作中的几件具体事项，从中却可以彰显他勤政为民的立场、清正廉洁的品格、深入基层的工作方法以及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在当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重温杨秀峰的先进事迹，对于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