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等7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8项。

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实践。这一重大的实践活动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探讨其中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并重释马克思的哲学，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

呈上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杨耕文集》，收入了我的10部著作，即《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这10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求新与求真的统一，反映了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展示了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呈现了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途径、理论观点。《理论前沿》发表金民卿教授的评论文章认为，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重读”与“重释”

《杨耕文集》的主题，就是在重读马克思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的哲学，展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重释马克思的哲学也不是“无病呻吟”。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种观点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本真精神和内在价值，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发人们的重读和重释。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哲学本身发展的困境，使哲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的哲学。

《杨耕文集》的研究对象，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的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哲学思想。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学派，都随着创立者的逝世而逐步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能兴盛于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这样。马克思逝世后，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代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进者。

我们当然不能奉行“原教旨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只有马克思阐述过的哲学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评价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终止于1883年。同时，我们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创始人——马克思的哲学。从创始人这个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因为如此，《杨耕文集》所收入的10部著作，就是围绕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的哲学这一主题，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第1卷：《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背景，力图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成果重新阐释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论证，同时又契合着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正是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现实存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第2卷：《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22篇编辑加工而成的。这些论文从逻辑上集中体现了我的研究方向，展示了我重读马克思的理论成果。收入这部著作的22篇论文是按照理论逻辑安排的，所以，从形式上看，这部著作是论文集，实际上是一部理论专著。《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提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开始的；因此，《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以及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多维视角阐述马克思的哲学，并认为在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多重批判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的哲学，又深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本身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理论。

第3卷：《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以近代思辨历史哲学、现代批判（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为理论背景，重新审视和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性质、内容和功能，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本体论，而且注意到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历史认识论问题，而关注和研究历史认识论正是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同时，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解答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因此，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研究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认识论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双重职能。

第4卷：《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为基础，重新审视、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从理论主题的转换这一视角来看，唯物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不是所谓的“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所谓的“初始物质”，而是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唯物而又辩证、自足而又完整的世界图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终结了形而上学这种传统的哲学形态。

第5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辩证法特征、本体论特征、认识论特征、历史观特征、批判理论特征、人的理论特征等方面重新理解、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或原理，探讨了现存世界与人的生存本体、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与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辩证法的实践基础、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此次收入《杨耕文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吸收了由我修订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部分内容。

第6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研究》，从文本考证与理论研究、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等多维视角，深入而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基本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运动，建构了一种独特而宏大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建构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第7卷：《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加工而成的。与《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按照理论逻辑编辑不同，《思考的痕迹》是按照时间顺序编辑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我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心路历程及其思想演变，实际上，这是对“探索者”道路的探索。所以，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就是“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涉及哲学观、历史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

第8卷：《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力图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深沉的哲学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意识结合起来，以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及其规律。

第9卷：《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力图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通过“诗一般的语言”，透显出哲学的独特的智慧。《静水深流》是学术随笔。如果说学术专著关注的是逻辑的严谨，那么，学术随笔显示的就是思想的火花。学术随笔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直觉顿悟，在看得见的文字中渗透着看不见的智慧。

第10卷：《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是从我的学术自述、学术演讲、记者对我的采访，以及报刊对我的介绍、评价的材料中精选一部分编辑而成，以缩影的形式展现了我的哲学之“旅”、出版之“旅”乃至人生之“旅”：读书、教书、写书、出书。

这10部著作不是坐井说天阔，而是40年来我的哲学研究的理论结晶。

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我重读马克思经历了一个独特的理论途径，这就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再深化到后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样一次迂回曲折的哲学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

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出于一个思想“疑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解决的、无需多虑的“常识”问题，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不断追问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马克思就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哲学的过程中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而后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或者深化、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或者误读、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因此，要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握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

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延伸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哲学，最后“成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性及其伟大所在，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延伸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混合的产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研究社会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传统哲学相交集的产物。在我看来，只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理路做出公允客观的评判，才能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恰当预断。

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是因为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反思，而且对英国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批判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双重批判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哲学又高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反过来，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又继承、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因此，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补课”，而且进行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深入研究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

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不管哲学家多么清高、“超凡入圣”，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并拟定解答问题的方案，所谓超前性也不过是对现实中的可能性的充分揭示；由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具有什么样的“个性”，不管在形式上多么抽象，从中都可以捕捉到现实问题。

因此，重读马克思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敏锐的政治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哲学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

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实践。这一重大的实践活动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探讨其中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并重释马克思的哲学，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正因为如此，我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双向运动中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哲学的。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便映出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的马克思，作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透视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在于它从根本上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是由于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思想登山”四十年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哲学既不同于文学，也不同于科学。科学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去抽象、概括和解释思维的对象，即存在的运动规律，以实现人对存在的运动规律的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所以，科学体现着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维度；哲学并不具体研究存在的运动规律，而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思维能否反映、表述存在、思维如何反映存在的运动规律等，正因为如此，科学及其理论成果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所以，哲学体现着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维度。这就是说，科学的逻辑是实现思维与存在“统一”的逻辑，哲学的逻辑是反思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逻辑。哲学因此成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哲学不同于科学的地方还在于，哲学对思维对象的认识不是止于对其规律的认识，而是进入到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对象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对象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从而形成某种价值观。换言之，科学追求的仅仅是真理，哲学追求的不仅是真理，而且是价值，哲学因此又成为知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民族、阶级、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所以，哲学是科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统一。

正因为哲学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科学体系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哲学思维因此极其艰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是一条艰险曲折的思想登山之路。在这条思想登山的路途上，我已经“跋山涉水”40多年。《杨耕文集》就是40多年来我的哲学研究的理论结晶，是我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和心灵写照，是我的思维活动的对象化和社会化，表征着我的独特的生命活动。因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杨耕文集》让我心存感激。我深深地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编审，并不由自主想起了李白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项目部主任朱华华副编审辛勤劳作，高质量地完成了《杨耕文集》的组织、编辑工作。在此，同样表达我的深深的谢意。

在《杨耕文集》出版之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永祥教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走进“哲学门”，走向马克思；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不嫌我愚笨，让我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陈先达教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进马克思，“走向历史的深处”。我从心里，从流动的血液里感谢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我深知，“要是没有你，我在这里就陷入一片虚无。”（《天真汉》）

从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自不量力地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诗，那就是，“一篇读罢头飞雪”。如今，哲学已经融进了我的生命活动之中，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哲学教会了我如何理解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懂得在现存事物中总是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因素，因而力图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懂得我们都是“社会的个人”，因而力图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求得个人的发展；哲学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过五关”与“走麦城”，懂得“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因而“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奖赏，依然在路上”（《摆渡人》）。

当然，我深知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选择了哲学，谁就注定走上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在这条艰难曲折、风雨交加的路途上，我已不知疲倦地跋涉了40多年，“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我将义无反顾地继续跋涉在这条艰难曲折、风雨交加的路途上。

原文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23年3月8日第12版。

原文链接：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3-03/08/nw.D110000zhdsb_20230308_1-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