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四有”好老师的首倡地和“优师计划”的先行地，回望百廿校史，有一批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他们的高尚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联合策划“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专题，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追求卓越和上善乐育的校园文化氛围。

范源廉（1876—1927年），北京师范大学由高师改师大后的首任校长。在中国近现代的教育转型中，他是国家教育规划的重要主持者，也是事功显著的教育改革家。范源廉曾任职于晚清学部，民国建立以后，三次担任教育总长。他主持厘定的壬子癸丑学制，上承癸卯学制下开壬戌学制，是中国现代学校系统构建的重要蓝本。他参与创办的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早已成为中国高校中的两个标杆。他一生视教育如生命，以救国为志业，以振立师道、承传中华优秀文化为大任。范源廉逝世后，中国科学社评价他，“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废之重，未有若先生者也”。作为一个北师大老校长，他留下的传唱多年的老校歌，以及“以身作则”的持教箴言，已沉淀于师大的精神和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合影（左四为范源廉，中间为梁启超）

教育报国的人生抱负。范源廉是清末民初主张教育报国的重要代表人物。时务学堂求学时期，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他认识到，中国的富强之道“非开发民智不为功。民智之开，舍教育无他道。”留学期间的目不暇接给他以深深的刺激，认为如日本“国民教育之始基不立，未必有今日之富强之效”。范源廉、蔡元培二人的合作，是民国教育界的一段佳话。民国初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在邀请范源廉任教育次长时，蔡元培诚恳表示，“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谈起两人在创制民国教育方面的合作，蔡元培认为，“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 范源廉回忆，“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1916年，再度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廉，坚持 “切实实行元年所颁行的教育方针”，接续推行蔡、范二人所共同制定的教育政策。在范源廉任内，他聘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启了“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他们以国家发展大计为重的通力合作，奠定了民国教育的根基。即使远离教育枢柄，范源廉仍通过尚志学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书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文教机构，发挥领导力，来实践其教育报国的理想。他为尚志学会同仁题词：“国运如此，如能人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勇往直前，只要一息尚存，矢志不变，中国必有复兴之日，凡我同志勉乎哉！”纵观范源廉的生命历程，他教育报国的初衷数十年未曾动摇，是终身为之竭力的。

蔡元培（左）与范源廉（右）

起顽立懦的人格特质。范源廉在民国教育界有着崇高的声望，他的处事风格和人格魅力常为人所称道。范源廉早年丧父，家贫至不能自养，却没有选择科举求官之路，在时务学堂表现出“富于活泼进取精神”的一面。留日时期，为推动速成师范和速成法政事业，他“或为授课，或为翻译，舟车接待，疾病扶持，事事躬亲，动则彻宵从事”，竟至积劳致疾，患上吐血心忡症，几至不起，他的这种极具牺牲精神感染激励大批的留日人员，范旭东评价他“诚足以起顽立懦矣”。学部时期，尽管职位低微，但“于本部事务之划分，职责之分配，各省提学司使之任命，各级学校之规程，各地高中、小学校之分期进行，教育人员之考核，凡认为力所当尽者，无不悉心规划，劳瘁不辞。”任职教育总长后，一直保持治事勤慎、持身谨严的个人习惯。“凡案重要件，非经携回密室，再四研勘，不肯轻发。或与署僚互相斟酌改订，必至数易其稿而后定。”“平生不烟不酒不博弈，不聆歌曲，舞场戏院，殆终身未尝涉足”。吴其昌回忆：“每与范先生晤对，不觉鄙吝都消，有秋月冰壶，映澈照人之概。”在时局动荡、财政困难等情势下，教育不易办，主教政、主校政者常如抱火卧薪，范源廉则表现出往者不悔、来者不豫的勇猛精进品格，倡言“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毋庸顾惜，我人既有一定之宗旨，只要一息尚存，力守不变，将来时机凑合，必有贯彻之一日。”在范源廉的追悼会上，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追述他，“一生志愿，完全在努力教育”，“中国无论南北，无不佩服其为人作事”。“师表重寰宇”用于他身上，实至名归。

范源廉校长就职典礼合影

念兹在兹的师范情怀。范源廉是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重要推动者，余家菊称誉他为“师范教育之父”。1901年，他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当时东京留学之中国学生，不下数十人，而人高师者只先生一人，可见他对于师范的情有独钟。1902年1月，清廷颁布兴学育才上谕，在学制筹划中，师法日本定为上选。严修东游取法，多是范源廉为其“指陈各种教育教授之原理，以及普通特殊各科学之应用”，“详析日本教育制度及其普被之方法”。范源廉办理速成师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新教育所面临的教师匮乏的困境。鲁迅的评论可为一证，他“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 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期间，《师范教育令》公布，其中关于高等师范学校，规定“定为国立，由教育总长通计全国，规定地点及校数分别设立”。他拟将高等师范教育划分为六大区域，并以各附近省份的师范教育行政合并办理，以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区域的教育文化中心，在当时实为积极的探索，这一规划为其继任者所接续施行。范源廉与北京师范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师范馆成立初期，曾担任日文教习的翻译兼助教，任职学部期间，奉命参与筹办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23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当时，经费竭蹶，学潮频发，范源廉受梁启超和师生的力邀担任了校长。掌校期间，他主持修订了学校的组织大纲，聘请了杨树达、黄郛、蒋方震等名教授来校授课，对学校各方面实行严格管理，很快促成了北师大欣欣向荣的发展气象。1925年，他鉴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虚悬的这一情况，致信学校董事会，建议借鉴西方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校长由系主任轮流担任，保证了师大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平稳运行。1926年，范源廉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基会赠与北师大科学讲座4席，每年津贴设备费2000元，这一笔经费，无异于雪中送炭。范旭东称其“期望与爱惜师范之殷切，盖二十年如一日”。“范师范”的称号在别人看来是戏谑，他却终身甘之如饴。

1924年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大门

开来继往的师道责任。近代中国，中华传统文化出现“存亡绝续”的价值危机，如何处理新旧中西问题，是学界人士需要反思和面对的使命性课题。范源廉在《教师之大任》一文中，表达了这种担忧，“吾国处新旧递嬗之会，旧者多已破坏，新者未至完成，凡百事物，皆有风雨飘摇之感”。他的解题是，“国人长此沉沦于倾危之境，不能自即于安定者，其最大原因，盖莫甚于无学。”为实现“兴学图存”，他从中国的师道传统中发掘思想资源，倡言“师道也者，实至可宝贵之国粹，当求所以保存之，更当有以发挥而光大之者也”，希望广大教师“蹦跃兴起、当仁不让而振起师道之精神”，尽“觉世牖民”之责，“以新此学荒道弊之天地”。这是他学师范、重师范、办师范的重要思想根基。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范源廉将这一教育理念和文化思想注入师大的办学，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歌歌词中写道，“往者文化世所荣，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在校歌中，三次提及“师道”，可见他对于“师道”的看重。“皇皇兮首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这里的“师道”，不仅仅是弘教化、昌民智的职责要求，更是开来继往的文化使命追求。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校歌随师大西迁传唱至西北大地，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用“师道西行”记录了这段历史。1982年的北师大80年校庆，天南地北的师大校友汇聚于北太平庄校园，唱的仍是这首校歌。这一责任和使命，今天已深深嵌入北师大的文化根脉中，成为北师大精神表达的一部分。

范源廉作词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歌

以身作则的从教箴言。“就当做之事和能做之事，竭力去做”，是范源廉一生的行事风格和行政理念。他一生留下的言论不多，但无论是远譬还是近喻，都多在切实处用力，在日用常行的事功处引导。他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题赠的“竢实扬华”匾额，将笃实力行与立志高远相结合，成为后继院校西南交通大学一直秉持的校训。1924年6月，范源廉为师大毕业同学题词“以身作则”。他的注解是，“师范大学毕业诸君以教育为职志，特本‘言教不如身教’之旨，为书四字与同学录，共勉之。” “以身作则”表达了对师大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一种期许，实际上也是范源廉本人师表风范的写照。这四字从言教和身教关系上立意，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师大师生立身行事的一个座右铭。这一期望与他在校歌中所倡导的 “师道”责任相合，与北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在内在要求上也具有一致性。今天，我们诠释和弘扬教育家精神中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身作则”仍可以为我们提供思想性与实践性的启示。

范源廉校长为毕业生所题词

范源廉的一生，学师范，重师范，办师范，师范事业成为他教育救国抱负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范源廉的情怀，倡师道，振师道，行师道，师道是他承传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弘道核心处。他的校长任职虽短，却将两者结合并融入了北师大的文化和精神。在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工作中，我们重温范源廉校长的人格风范和精神特质，仍能感受到师大责任和使命的历史温度。他身上独具的教育家精神品质，仍有不断阐发和弘扬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