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名片：周鸿，1934年11月生，浙江宁波人。1949年2月在上海麦伦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9年7月到北京师范大学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授，并任马列教研室主任、马列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3年起获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离休。

我是1949年2月1日在上海麦伦中学（现改名为“继光中学”）读初三时入党的。当时是处在新中国成立前白色恐怖非常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在地下党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尽管当时我只有14岁，但正如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讲的：“因为看到你在斗争中表现得勇敢坚定，是靠得住的，所以破格发展你入党。”在当时党支部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当然，我的入党也同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从小受到党的教育分不开。一首先，我父母都是1938年入党的，他们用对党忠诚的实际行动使我从小就受到党的教育。1940年3月，也就是在我6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被军统特务逮捕了。他当时是党直接领导的、在国统区进行新闻斗争的全民通讯社的代社长。他在给全民社驻昆明记者写的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成都制造 “抢米案”（指使特务、流氓抢米反而污蔑是共产党抢米）却嫁祸给共产党并趁机逮捕了党在四川的负责人的真相，想让这位记者从昆明发新闻稿给国外媒体。他是请一位进步人士带信的，但此信在机场被特务查出，使带信的人被捕。爸爸为了保护全民社的安全和营救进步人士，在征得组织同意后，就到重庆卫戍司令部交涉，结果被关押在军统秘密监狱“息烽集中营”（贵州）。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面对敌人的摧残，他坚贞不屈，始终强调自己是新闻记者，写的是真实情况，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党的机密。这件事使我从小就很佩服爸爸的正直勇敢和忠诚。

在爸爸出事后，当时在女青年会工作的妈妈立即从昆明飞回重庆，向当时联系、领导她的邓颖超汇报了情况。邓颖超指示她：要以妇人的姿态向国民党政府索夫；并且指示：为了保护狱中人（指爸爸）的安全，让妈妈暂时停止同她的单线联系，以后会派人来找妈妈。这样，妈妈在同全民社的另外两位党员（也是她和爸爸的入党介绍人）商量后，辞去了女青年会的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去营救爸爸。她当时以妻子的身份带着我去找过许多人，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因为爸爸那时的职业是中央银行总行的英文秘书）、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等，想请他们保释我爸爸。但是因为军统头子戴笠曾经有过批示：周科征（我爸爸的姓名）“攻讦政府，为异党张目，不得保释”，使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通过这件事使我觉得国民党政府“真坏”，我爸爸就是因为写了一封讲真实情况的信竟被长期关起来。

其次，通过看党报，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当时我们家订了《新华日报》，自从爸爸被捕后，妈妈又同党失去了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就更注意看党报《新华日报》，以便按党指出的方向去办事。她这样做对我的影响很深。所以在我慢慢多认得一些字以后，也爱看《新华日报》了。通过看党报，使我更认清日本鬼子的凶残和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也看到蒋介石大搞个人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特务横行，当官的大发“国难财”，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所以我也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特别是通过看党报，知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知道解放区的各项建设成就，从而懂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的道理。这也使我养成了看报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第三，妈妈还带我去直接参加一些活动来帮助我进步。1946年2月，妈妈让养母带我到重庆较场口去参加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这使我亲眼看到特务在光天化日下殴打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的暴行，这就是“较场口事件”。这让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内战政策的真实面目。

妈妈带我参加“四·八”烈士（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挺等同志在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路上，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同志。因为出事是在1946年4月8日，故称“四·八”烈士）的追悼会。在会上听到对这些同志生平和奋斗事迹的介绍，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讲王若飞在国民党监狱中斗争多年，在刑场上面对敌人枪口的威胁，毫不动摇的英雄气概。

此后不久，军统头子戴笠在飞机失事中摔死，妈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营救，使爸爸被无条件保释出狱。爸爸回家后，曾讲述狱中一位年轻的女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才知道，这位烈士就是张露萍。这些先烈的事迹使当时只有 12岁的我认识到，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为了理想信念绝不怕死、勇于献身的精神。二除了受到革命家庭的教育外，更重要的是在进步学校、地下党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我树立了革命理想，参加了党的组织。

抗战胜利后，爸爸和我先回到上海老家，在离祖父家不远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半年后妈妈回到上海，让我投考有“民主堡垒”美誉的麦伦中学。1947年秋，我考入麦伦中学上初二。因为离家远就住校，这样，我在麦伦中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麦伦中学有坚强的地下党支部，他们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在学校中团结了广大师生，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当时一些高年级党员同学经常来找我们谈心，组织我们学唱革命歌曲；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开展活动，联络感情，团结同学；特别是开展帮助贫困同学的助学募捐活动，我深受教育。地下党支部领导我们在1948年初参加同济大学的学生集会，后来由于军警阻挠，演变为“同济惨案”；同年5月，到交通大学参加由上海地下学联组织的纪念“五·二”运动一周年活动；特别是积极参加1948年6月在外滩举行的 “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游行等。因为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所以地下党支部在1948年11月发展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加入时曾按照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中的仪式集体宣誓。1949年1月初，入党介绍人找我谈话。他分析了解放战争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又强调敌人还会做垂死挣扎，要有为革命牺牲生命的准备。他让我考虑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听后非常激动，当时就表示坚决要求入党，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样，在我交了入党申请书后不久，1949年2月，就由另一位同志正式通知我，我被批准入党了。他主持了我的入党宣誓仪式，之后由他同我单线联系。他对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迎接解放，保护学校及师生安全。”他还明确我的具体任务就是在校内负责书写迎接解放军的宣传品等。这样，我就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利用课余时间，到学生自治会办公室秘密书写如《告上海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等宣传品及大量标语口号，并把它们保存好。同时根据党的指示，我们也通过讨论时事、编演活报剧等，积极宣传解放军的胜利，揭露反动派搞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三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反动派在上海进行疯狂的逮捕和屠杀。这时我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每天早晨按约定的时间用暗号，如摇手绢等，向家住在学校对面并守在阳台上的党员报告情况，以便通知其他同志是否来校。这在当时是一个绝密的任务，万一被捕也不能讲。二是5月下旬，一股国民党军突然闯入我校，形势非常危急，我当机立断，组织积极分子把放在自治会办公室的宣传品埋在我们礼堂周围避免出事。解放后又马上取出来去发挥作用。三是与同学一起找学校总务主任出门同国民党军官交涉，较好地完成了保护学校和师生安全的任务。当时住在校内的只有我一个党员，我同其他同学一起迎接了上海解放。

总之，在麦伦中学，我不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真正树立了革命思想。在党的教育下，我认识到，一个人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应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我理解的共产主义，简单讲，就是要使全人类得到解放，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彻底改变极少数剥削阶级剥削、压迫、统治人民的状况。在党的教育下，我也懂得了，共产主义既是伟大理想，也是一个伟大的运动，是几代人、几十代人长期奋斗的目标，所以，现在我们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应当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添砖加瓦。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革命理想，所以后来我努力为党工作，尽了自己一份力量。尽管有过曲折，但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丢掉。总之，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所以我要永远跟党走。

原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21年3月3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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