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春岁月 头角峥嵘

他从少年时，就看到听到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三岁四岁时，发生中法战争，十三岁，有中日甲午之战，连年都是割地赔款，在他幼小的心里早就怀有痛恨列强侵略的思想。后来虽然他仍是按着当时大多数读书人所走的道路，参加了科举考试，并考中秀才，又补为廪生，同时自己也教蒙馆授徒。但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封建制度岌岌可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传播，推翻清廷思想迅速蔓延，他的思想也在急剧变化。早就酝酿着的反清爱国思想，强烈地在他胸中燃烧，他痛恨清廷卖国求荣，深感民族灾难深重，再也不甘心苦读八股文章了，很快转而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积极投身到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行列中。

1904年，他和朋友创办《时事画报》，并撰文抨击清廷，宣传反清思想，参加农工商会活动，上街演讲，集会宣传。1905年全国掀起反美拒约运动，他积极参加广州人民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爱国斗争。他写的文章战斗性极强，久为当局注意，常因此被迫离家，1906年返回新会教小学暂避。

1907年回广州，除教中学外，并选择了学西医作为救国救民的准备，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同时仍常为报刊撰文抨击清廷。次年，因博济歧视中国师生，他愤而与友人另创办光华医学堂，并转学在光华继续学习。1909年曾利用暑假赴日本，访医学史书籍。次年在光华毕业，他是光华创办人之一，又是该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生理学和人体解剖学。自上医学院后，他撰写了许多宣传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和医学史的文章，对近代西医的建立颇有影响。

1911年兼任广州《震旦日报》编辑，主编该报《鸡鸣录》副刊，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以配合并迎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1913年春，他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离广州到北京就职，从此定居北京。

二、弃医从政 弃政致学

他离开广州时，医学界为他送行，有《送陈君之北京》一文说：“陈君邃于古学，资于事故，隐以著述医史自任，……其改革，其抱负，其高瞻远瞩，不可一世。”这时，他满以为帝制已推翻，民国已建立，必可走向国富民强之路，他收拾起反清战笔，放弃正在从事的医务和医史研究工作，满怀信心地到北京参加工作，将为新理想献出自己的才能。所以后来他写这段心情的诗中有“英年橐笔走京师，自诩长才不易羁”之句，可见当时的高兴之情。

到京后，他认认真真地参加议会活动，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准备有所建树。但不久，逐渐看清议会已成了派系、集团争权夺利的场所，尔虞我诈，竟置国事于不顾。他原来天真的书生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渐破灭，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把精力很快投向了另—方面。

在他到京后一年多，承德避署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运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尚未整理编目。他在广州读《四库提要》时，对此书久已向往，他得知书到京后，尽快设法去阅读。一旦接触到这部3400多种，36000多册，79000多卷的大丛书，真是欣喜若狂，于是整天沉浸在这部书海里，什么也不顾了。在政治上的失望苦闷，从书籍中找到了寄托和满足。这一变化，为他开辟了新天地，促使他改变了原来设想的途程。间断但又连续地阅读、研究《四库》持续了十年之久，使他对祖国浩瀚的古籍了如指掌。

他在广州接触过基督教(教会办学、办医院等)，曾想弄清基督教的历史。到京不久，因研究基督教史借书，得识天主教知名人士马良(字相伯。在上海创办复旦学院和震旦公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英华(字敛之，益世报创始人)。当时，英华在香山静宜园创建有辅仁社，为教会青年讲授文史。陈垣往访时，见其学员日课中有 “元也里可温考”一题，也里可温是元朝基督教各派总称。他也试作了一篇，三天后送英先生看阅，英看后很惊奇，大加称赞，不久出资为他排印出版。后马良对英华称赞陈垣说：“吾与汝弗如也。”对他学识评价很高。马良长他40岁，这时是1917年。这篇文章是他史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从此他更精心钻研史学，后来终于成为史学大师。

1951年9月27日辅仁师生欢迎陈垣先生土改归来

三、著书立说 培育英才

1920年，华北旱灾严重，北京街头日有大批难民涌进，多少孤儿离乡背井，缺衣少食。陈垣和友人共同商议集资办起一座工读学校，收容无告孤儿，校名“北京孤儿工读园”，他任园长，并负责教务。园内供食宿，上午授小学课程，下午分组学技术，如印刷、装订、木工等。他为该园撰写的对联是：无私蓄，无私器；同惜公物；或劳心，或劳力，勿作游民。同年9月，又创办平民中学(今北京市41中学前身)，除招小学毕业生外，大部分是灾区青年，免学杂费，清寒学生有补助。他任校长，并讲中国文学史等课。今台湾故宫博物院那志廉副院长就是他在该校教过的学生。

初到北京的几年，他虽对政局失望，但想为国家办些实事，1921年曾任教育部次长(副部长)，代理部务。他认为办好教育也是救国的办法。当时正值北京各院校连年欠薪，八大院校到部中请愿索薪。他认为教师本就清苦，怎能枵腹教学，部中虽无钱，但还是多方奔走，在交通部拨了一笔款，总算补发了工资，暂救燃眉。事后，他感到这类棘手事太多，工作难于推动，半年后，提出辞职。

就在这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从此专心著述教学，不再参加其他活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逐驱溥仪出宫，成立以李煜瀛(石曾)为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他和蔡元培、沈兼士等十人任委员。故宫博物院次年成立，他任理事，负责文献部，兼院图书馆长。后因奉系军阀要武力接收故宫，因他极力抵制，提出必需逐一清点才能交接，以延缓时间，遭军阀忌恨，被宪兵司令部逮捕。获释后，派宪兵二人驻家中监视四个多月始撤去。

1925年辅仁大学成立，英华任校长。次年1月，英华逝世，临终前以辅仁大学校务相托，后他任副校长、校长。此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几十年的教学，桃李遍及国内外，多少著名史学家他都曾教过，白寿彝、邓广铭、柴德赓、启功、赵光贤、史念海、周祖谟、陈述、单士元、方国瑜、齐思和，元史四专家：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姚从吾都是他的学生。

他在史学研究中，对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元朝历史注意最多，三方面是互相交错，左右相关的。宗教和民族往往相联，文献学中也常常突出元代文献的特色。

自写了元代基督教论文后，对古代外来宗教更多所注意，几年间，先后完成开封一赐乐教、摩尼教、火袄教的研究，对各教分别自南北朝、唐朝、明朝分别从波斯等地传入中国的流布与兴衰历史都写了专著。

他对伊斯兰教史和佛教史致力尤多，虽然他专写伊斯兰教的，只留下一篇由他北大学生冯沅君记录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的演讲词，但其中谈到“他编築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白寿彝 1980年《要继承这份遣产》语)。他还把过去典籍中，回历和中国旧历每经30年就积差一年的差错，扭转过来，为学者第一次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对研究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教史，功不可磨。

对这些外来宗教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写中国各族的融合与中国文化对外来民族的交往，为了宣扬中国文化的优秀和魅力，他怀着赞扬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撰写了《元代西域人华化考》这部巨著。他说，元西域人“百年之间，作者三十余人，著述至八十余种，经史、词章、老庄申韩、舆地、艺术、阴阳、医药之属，无不具。且皆华法，非西法，与徒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不同”，这就是他对当时中国最被人看不起，有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日子里，用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回答。

历史文献研究早在他治学之初就特别注意，他自己是从目录学人手，潜心研究最大部的目录书《四库总目》及其全书入手。自己编写备用目录多种，并出版了基督教史目录、敦煌目录、道家金石目录和《释氏疑年录》，以及体裁独创一格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目录之书。

将分散的避讳内容，总括成《史讳举例》，把繁复的校勘工作概括为《校勘学释例》。二书是这两个学科总结和奠基，从此才建立起史讳学和校勘学的科学体系。二书都是用寻求类例的研究方法，读者从中可获得有条理的了解，并可有举一反三的独特效果。

关于时代的记载，是历史记载的必要构成部分，年代学是历史文献学研究中的主要课题，年代错乱，其他一切内容则难得准确，中历纪年多种多样，回历纪年过去典籍又有差误。《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的出版，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途径。为以后多少历法书籍提供了排比、编制的科学依据。70年来，学者称便。

《中国史料的整理》更是他集中讲文献学的论文中所提的史籍整理八个内容，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很重要，且还有应做而尚未做到的。他曾为争取内阁大库挡案归人故宫，出过很大力量，文中的“整理档案八法”，是他在故宫工作时和档案馆同人所讲的内容总结，还有参考价值。这篇文章的重要，还不在其具体办法几条，而在于反映了对文献工作的看法和他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搞历史文献资料工作，历来都不被人重视，很不应该，这工作是“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工作。这和他在《日历序》中所说的思想一致，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这是使人方便，为人服务，为考史之助的工作。这思想就是他对历史文献工作的一贯主张，是十分可贵的。

1954年，毛泽东和陈垣先生亲切握手

四、心怀祖国 以笔作战

芦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国立高校迁移内地，最后只余辅仁大学，其余皆为敌伪接管。

陈垣因故未能离平，苦苦支撑岁月，维持辅仁局面。为使学校能上课，为学校不挂日本国旗和伪政府旗，不用敌伪编的课本，不以日文作必修课程等事，和敌伪周旋斗争。这时，师生遭迫害，行动受监督，他自己时受威协逼迫。他在处境极端险恶黑暗，精神异常痛苦中，度过了八年。他独处枯城，杜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不顾生命安危，抵制了敌人威逼利诱，日以教书著书为事：利用课堂，借论史事，讲抗敌不仕，爱国复国，以激励同学抗战决心；利用笔墨，“陈古论今”，写出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表彰忠于故国，坚持民族气节事迹。八年讲授未停，写作不辍。写出《通鉴胡注表微》等八部专著，阐发正义斗争，表扬民族大义，揭露汉奸卖国，坚定抗敌必胜信心。在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这八年漫长的岁月，对他也是一场考验。在没有势权保护，没有外界支援，也很难听到祖国的声音中，他没有彷徨悲观，没有颓唐失望，而是更加坚定，把生死置之度外，独自地、自觉地拿起笔作为战斗武器，用巧妙的办法与敌伪斗争，鲜明地把著史和民族解放战争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史学直接服务于特定时代，服务于抗战事业，可以说这是祖国抗敌斗争的另一战场。在沦陷区，他没有愧对祖国，没有愧对民族，他是中华的好儿女，是民族的好榜样。

他过去著作是以严密考证著称的，在这时，他将所擅长的考证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与抒发民族正气的精辟议论结合起来，他的学术在时代潮流推动下，产生了质的飞跃，体现了时代精神，升华到一个新境界、新髙度，这些著作，是留给后代的精神、思想财富。

他的做人与著书，都给后辈作出表率，沈兼士说他“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是对他真实而恰当的写照。

陈垣先生读人民日报

五、行有余力 未尽所能

他最后几年，虽年事已高，且社会活动很多，这样情况下，还是写出了不少文章；由于出版《册府》的需要，写了《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由于修长安街对双塔寺应否拆除的论证而写的《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由于佛牙出国的需要，有关方面请他写的《佛牙故事》和《法献佛牙隐现记》等，文章都是难度很大，引证丰富，考核周密，说服力强。他当时已年过八十，而思维清晰，记忆力强，精力尚充沛，仍能发挥他独具的特长，在助手帮助下，完成国家，社会需要的文章，为现实服务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别人很难写出。当时并能审阅各方面送审的书刊、稿件工作还相当繁重。

他今生最后一篇论文，是因《文史》编辑部向他索稿，他送去《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一文。文不过两千多字，凡八易其稿，用精练的笔墨，就解决了信中的很多难题，考出作者是谁，考出是何年何月所写，及其他相关的问题。

两札皆为汤金钊所藏，一札写“二十日”，一札内有“初三日”字样，二札皆无年无月。

首先，因此二信是汤金钊所藏，又与阮元、姚文田等牍同裱在一册，初步断定必是与阮、姚、汤同时代的著名文人所写。其次，他利用自己对清朝文人笔迹熟知的经验，识出二信字迹“甚似王杰，，但无确证”。第三，阮、姚、汤三人中，姚文田最长，大阮元6岁，大汤金钊14岁，而王杰更长，比姚还大33岁，王杰嘉庆十年去世，如是王杰所写，则二信必在乾隆、嘉庆朝。第四，两封信都提到“上谕”。陈垣青年参加反清活动时，常利用清朝廷发的“上谕”内容作为反清的斗争武器，他曾选择公布其有压迫汉人内容的原文，激起反清的情绪。这次利用他对清“上谕”内容较熟悉的特长，能很快在众多“上谕、谕旨、圣训中找到相关之件。第五，第一札有“敝省蒙恩缓征”句，第二札有“具摺乞休，仰蒙温谕慰留”句。据此五点，随即在《十朝圣训》嘉庆朝卷55《蠲赈门》及《嘉庆朝东华录》中，找出嘉庆七年五月戊子(十九日)和嘉庆七年七月辛未(初三日)的“上谕”。将两札中涉及各事，再与当时其他典籍印证，因确定两札必是王杰所写无疑。

他写此文时已85岁，对这样的无头公案，在纷繁事物中论证考据，清楚明晰，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正象他的学生启功谈他的考证文风，既象古代的“老吏断狱”的爰书，又象现代科学发明的报告。他的考证工作，确有独到的特点，因此得出结论总是颠扑不破。

85岁的老人，思路这样明晰，文章如此简练，只缘晚年事多，更因“文革”的延误，今生他未尽所能，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文章、著作，是很遗憾的。

总观陈垣一生，主要是教学和著书。他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在课程设置上有创新，讲课负责认真，引人入胜。作高校校长47年，教书70多年。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科研在史学领域中范围校广，专著20多种，论文百余篇。文风朴实，考证严谨，承上启下，开一代之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