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毛泽东主席曾称赞他是“国宝”。

陈垣在宗教史、元史、考证、校勘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成为了日后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其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全集》行世。

为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文化副刊选登陈垣先生长孙陈智超所写《陈垣的为学为师》一文，希冀能从一个侧面展现陈垣先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

从18岁开始，到91岁去世，陈垣在教师岗位上辛苦耕耘了74年。他教过蒙馆、小学、中学、大学，当过孤儿工读园的园长、中学校长、大学校长，还短期担任过教育部的负责人。在7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

“上课须知”唯恐学生记不住

“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这些重要的教育理念是陈垣一直所倡导的。对于学生，陈垣强调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的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对于学生不要乱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难道发更大的脾气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年纪轻轻的教师，他强调，站在讲台上更要为人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在教课中，陈垣考虑周到，会对学生的设问想象出多个可以回答的角度和内容。他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课讲的。在批改作文方面，他也很有一套，强调不要多改，重在改关键处。

对于教过的课，要撰写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哪些优缺点，他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缺点尽量在课后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老师要尽力在课堂上表扬。对于“教师台上坐着、学生台下听着”的场景，陈垣很不赞成。他十分注意疏通课堂气氛，讲课时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许多听过陈垣课的学生都记得这些“上课须知”，包括著名的书画家、学者启功，因为陈垣会反复强调这些须知，唯恐大家听不明、记不住。

“严而有方”让学生信服

陈垣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坚信“书到用时方恨少，闲时不学临时悔”。他的学生那志良回忆道：“我在二年级时，陈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他不用课本，在上课的前一天，由教务处油印一篇他指定的古文，不加标点与小注，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便指定一个学生，站起来念，遇有读错了的时候，他还指点一下，叫第二个人再读时，再读错了，他便开始批评了。两三个人读过之后，他便指定一个人讲解了，讲不对时，也要挨骂。他这种教学法，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太过分了，背地里都喊他‘老虎’。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一篇文章，无论有没有句点，我们都能读得下来，讲得出来，都是他训练出来的。”

而且，陈垣不只是严格要求、一味批评，对于好的现象和进步，他也有表扬和鼓励，并且以鼓励为主。他多次提到，对学生要“多夸奖”，“多鼓励，要学生有精神”。现存的许多成绩登记单、作业批语等，随处可见他对学生的鼓励之语。他深知，一个学生最怕你说他不行。你说他不行，他就自暴自弃了。总要鼓励他、奖掖他，这是教学中最好的方法。当然，对学生以鼓励为主，并不等于无原则地讨好学生。柴德赓在《我的老师———陈垣先生》一文中回忆：“特别是批分数，他从来很慎重。他的办法，总是每本先看一遍，大致按程度分为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优劣自见。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得九十分固然不易，得五十分也不冤枉。”确实，在如今保存起来的试卷中，还没有看到九十分以上的，但也很少有不及格的。他对学生严格，对自己更是严格，所以得到了学生的信服。

“宁慢莫快”学生才听得懂

在陈垣看来，中学教员有批评学生不用心，或讲话，或睡觉者，分明是教师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或者是不得法。“上课时，总要学生明白，宁慢莫快，总要他听得懂，听得有味。他在课堂上闹，不用心，不能尽怪学生，先要反省自己讲得清楚否，明白否？他听得有味，自然不闹了。”

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后，在教学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开设大学一年级国文课，并规定它为文理各系学生的必修课。他认为，即使是理科学生，单纯依靠中学时代所学的语文知识也远远不够。每个中国大学生都应该好好掌握中国语文这一工具与人交流，充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科研成果。

陈垣曾亲自主持“大一国文”课，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每两周写一次作文。优秀作文辟专栏张贴，供人观摩交流。1944年4月至6月，陈垣同时代了两个班的国文课，每周四小时。1950年陈垣71岁，已是高龄，但仍在教国文课，其教学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每次的讲课内容、发放教材等情况。

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陈垣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还开设了一门 “史源学实习”课程。这门课程教材的选择，就让他斟酌很久。陈垣在他80岁时，仍在承担校点辑本《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工作。他认为，这是晚年最合适做的工作。这对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很不容易，但他做到了。

原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464期 2020年10月30日第04版；作者陈智超，系陈垣长孙，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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