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到的，不仅是人类的生命安全，还有心理健康。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患者、隔离观察者、医务人员乃至社会大众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最近刊文指出，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全面的心理援助非常重要。据了解，疫情过后，一线医务人员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情绪障碍等一系列心理问题的风险较大。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趋好，复工复产的全面展开，不同人群的心理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

后疫情时期，如何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提高心理免疫力，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发展心理研究院院长江学者方晓义教授，他主编的《家安心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家庭心理自助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视角，能够帮助每一个家庭，系统理解和识别疫情下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掌握应对应激的各种自助方法，是首次关注疫情期间家庭心理自助的图书。

疫情期间心理问题集中在焦虑恐慌和担心

中华读书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高校开通心理支持热线，反映最多、最集中的问题是什么

方晓义：面对疫情，在教育部的号召下，各高校纷纷开通了心理支持热线，除了面向本校大学生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外，同时也对社会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对稳定大学生和民众的心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数据统计，北师大心理学部的蔺秀云教授就北师大心理支持热线的情况做过一个大概的统计，发现疫情暴发期间来电求询的问题主要包括：（1）焦虑与恐慌；（2）怀疑、担心自己感染新冠肺炎；（3）躯体症状；（4）情绪低落；（5）愤怒；（6）遭遇歧视；（7）心理危机，如产生自杀想法；（8）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恶化等等。随着时间发展，心理应激导致的问题在逐渐减少，而严重性问题，还有亲子冲突和夫妻冲突问题在增加。就亲子和夫妻冲突咨询的甚至占到了有些心理支持热线的50%左右。

中华读书报：2月5日，您的团队以教育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的名义，组织策划“疫情高校心理援助热线”和“大学生心理应激与应对”两个系列的网络培训直播课程上线，累积观看超过1400万人次。这样大的工作量和直播观看人数，反映了什么？

方晓义：简单地讲，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对心理援助服务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在灾难面前，我们都愿意团结一致为共同抗击疫情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强烈愿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突然，传染性和危害性极强，全国人民是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未来不确定感相当大的一场灾难，不得已居家生活，原有的正常生活模式遭到破坏，生活、心理等很多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大众心态急需安稳。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高校在教育部的号召下纷纷开设心理支持热线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当时“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崇德先生和秘书处，包括我、天津师大白学军副校长、清华大学咨询中心主任李焰教授等在内的几位老师就商量要做些事情，一方面更好地提高心理援助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提供大学生应对心理应激的一些知识和方法。经过讨论，由我具体策划了两个系列的培训内容，并广邀该领域国内的顶级专家参与。经过短短两天时间的筹备，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的领导下，在北师大宣传部、网络信息中心、京师在线，以及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的支持下，于2月5日正式开始网络直播课程。两个系列的直播课程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先后有雨课堂、人民网、大学生在线、新浪、快手、抖音等加入直播，观看累计超过1400万人次。

中华读书报：您参与完成的《成都中小学生2020年疫情期间居家心理小调查》，涉及逾9万名中小学生，这是疫情发生后的第一个民众心理大样本数据。调查结果是怎样的？

方晓义：我是成都心理健康A证培训方案的制订者，也亲自给A证老师们上了3天“家庭治疗”课，做了半天“心理健康教育新趋势——从解决问题到促进发展”的报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教育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拟出台针对疫情期间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指导的意见。我觉得这些意见需要建立在调查当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基础之上，于是就跟成都A证的老师们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这些老师自发地组织起来设计问卷，在短短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就收集了十几万份中小学生数据（小学生53936人，初中生44470人，高中生22311人）。这可以讲是当时国内收集到的第一份有关疫情状态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大型调研数据，初步分析得到的结果有：（1）疫情初期，大多数学生多存在某种程度的担心，包括：对疫情发展的担心；外出不便，无法走亲访友；买不到口罩及消毒用品；担心买不到肉类及蔬菜或其涨价；无法参加体育运动；担心疫情影响父母工作，影响家庭收入；父母或自己耍手机等；（2）有三分之一多的学生存在如焦虑、害怕、烦躁等负面情绪，中学生的负面情绪多于小学生；（3）大多数学生都能按时完成假期作业；小学生对开学的期待明显高于中学生；大多数学生都能接受延迟开学或是网上学习；（4）学生与家长的关系整体良好。这是2月初做的一个调查。

中华读书报：由于疫情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力，家庭心理自助手册也应运而生。《家安心安》的出版，有什么价值？和其他同类图书相比有何特点？

方晓义：我组织编写《家安心安》既偶然，又必然。当时，我在忙碌组织网络培训直播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关注心理学界投身这场疫情的情况，我发现，无论是培训，还是出版、发表的心理抗疫类的书籍和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来做的培训，或者编写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做婚姻家庭治疗的。婚姻家庭治疗理论讲，一个人的问题只是通过TA把家庭的问题表现出来而已，而且，当时也了解到一些心理支持热线中因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来电的比例已经达到50%左右。此外，也因为居家生活的原因，家人成为了最早而且最容易觉察某个家庭成员是否有心理应激反应的人，家人如何应对这些家庭成员的心理应激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个家庭成员心理应激反应的走向。在这些情况下，我利用组织网络直播培训期间的空隙时间，与学生周含芳同学写了《家庭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应激反应的第一战场》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主管的《教育家》杂志，引起了社会很好的反响。于是，就想是否可以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家庭如何应对疫情心理应激的手册。一边组织网络培训直播，一边查阅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等等，在短时间内拟就了撰写提纲，经过与编写团队3轮讨论确定了最后的目录，然后分工，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交由北师大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除了也讲个体应对的技巧外，更多的是家庭如何一起共度抗疫难关，包括如何识别和安抚家人的情绪，在家人有了心理应激反应时做些什么事情才能更好地帮到他们等等。除了这些，我们认为好的家庭关系是我们每个人心理健康的基石，因此还在这本书中撰写了如何增进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内容。此外，我们强调既然是手册，就一定要实用、可操作性强。不要只讲“Whattodo”一类的话，而要讲“Howtodo”。这本书的电子版是3月5日上线的，到现在点击阅读量已超过了22万人次。

在疫情期间，我还与机构合作开发了一款“家姻心理应激自助平台”小程序，里面包括心理评估、心理推文、心理微课等自助类资源，供大家免费使用。也顺便提一下，我们在北师大心理学部公益项目的支持下开展了一次性“线上亲子关系团体辅导”和“线上夫妻关系团体辅导”，其中的“线上亲子关系团体辅导”也同时在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平台进行。

中华读书报：通过编写《家安心安》，回顾疫情，那么在灾难或疫情发生时期，我们应在哪些方面引起重视，您有何建议？

方晓义：分几个方面来讲，一是国家层面，需要建立灾难发生时的心理援助机制，将其纳入到灾难援助机制的整体规划中，实行国家统一领导下有序、科学地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二是要建立针对不同灾难的心理援助计划和方案。在灾难发生时，使心理援助工作有章可循；三是要系统开展灾难心理和心理援助的科研工作，为制定心理援助机制和制定心理援助计划提供依据；四是需要加大对心理学应用类人才的培养，改变培养体系中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的倾向，要给心理学应用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解决心理学应用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符合专业要求的人才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过度依赖网络会造成新问题

中华读书报：疫情期间多数人困在家里，网络更成为我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您对青少年网瘾问题一向关注，我们应如何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有效控制网瘾问题？您能否简要概括几点？

方晓义：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网络使用的两个方面，网络使用既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疫情使我们不得已居家生活，破坏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要减少不良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要恢复和保持正常的社会联结，通过与亲戚、恋人、朋友、同学、同事等的网络聊天，我们这种联结得以保持，获得了来自于他们的平安信息和社会支持，通过网络看到党和政府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使我们纷扰的心态得到安抚，收获信心和力量；通过网络，也使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得以部分恢复，不仅有助于维持社会发展的正常功能，还能转移我们关注的焦点——使我们的关注焦点从疫情转移到学习或者工作，减缓我们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

但过度使用网络也会带来问题，首先就是成瘾，其次就会导致亲子冲突，还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如何有效控制呢？首先，我们要建立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情况下新的生活模式。原有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一家几口生活在那样大的一个空间里，如何去建立新的生活模式这个问题需要家人一起来协商；其次，不想青少年沉迷于网络，那需要思考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新的可以替代使用网络的活动；再次，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心理需求，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最后，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不能光靠管、卡、压来阻止青少年使用网络。这种方式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家庭治疗理论讲，家庭成员的心理行为问题是家庭关系的外在表现，因此，需要我们好好地去分析一下父母与孩子之间原有的互动模式是什么，看看用什么样的新的互动模式去替代原有的模式。只有建立新的功能正常的互动模式，这些问题才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送大家一句话，那就是“做网络的主人，不做网络的奴隶”。

中华读书报：早在2012年，您负责统稿审校的《i成瘾》就关注了i时代的心理问题。八年之后，书中所涉及的状况有何变化？

方晓义：其实，我从事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最早是从青少年物质成瘾（包括抽烟、饮酒和吸毒）转过来的。我做了很长时间与青少年吸烟、饮酒有关的项目，就像前面我讲的，我们也做了一些预防干预方案，但当我们去中学推广方案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方教授，如果你是来做与学习有关的课题，我们特别欢迎，但要拿出时间来做青少年吸烟的课题，好像跟学习没有多大关系吧。”正在迷茫自己的研究得不到实践认可的时候，青少年网络成瘾成为了当时社会、家庭、学校等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我们就自然地从吸烟、饮酒等转到了网络成瘾。总体上来讲，那个时候的社会关注程度要比现在大很多，也许是刚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危害又特别大的原因，上至党和政府，下到学校和家庭都非常关注，有的家庭为了戒除孩子的网瘾，花上几万、十几万去接受治疗都愿意。相对说来，现在社会的关注度降低了很多，但并不代表问题就减少了，依然相当严重，甚至比过去更严重。我们研究团队针对这种情况开发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生态干预系统”，既有针对个体，也有针对团体和家庭的干预，既有线下的干预，也有线上的干预，既有针对认知行为的，也有针对亲子关系——比如渴求和冲动控制的等。

中华读书报：目前中国的心理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和国外心理学研究相比，我们有差距吗？

方晓义：心理学研究与过去相比，有了长足和飞速的发展，在国内民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彰显度越来越高。但任何一门学科，不管其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会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重科研，轻应用。由于学科评比体系均以科研为重，导致我们更多地看重科研在一个机构和一个人员发展中的作用，而对心理学应用方面的重视不够，使得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需要心理学应用类专业人才参与的时候，才发现缺少足够的人才。这也反映在心理学领域存在鄙视链，像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就会鄙视传统心理学研究，基础研究就会鄙视应用研究等等；

（2）重复多，原创少。尽管对科研非常重视，但更多研究是在复制或者跟随国外的研究内容，研究课题的原创性不足，因此，会造成在国际上刊发的文章很多，但引用率较低的现象；

（3）重国际，轻本土。这个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都紧跟国际选题，国际上做啥就做啥，而对本土与心理学有关的课题的研究较少；二是有好成果都会尽量投给国际期刊，国内期刊的文章质量受到很大冲击；

（4）重数量，轻质量。由于评价标准问题，使得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人大都难以潜心科研（可能很多学科都存在这种现象），都力争成为“多产作家”，在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方面就会受到某种忽视。此外，虽然每年在国内外都会发表很多文章，但在理论建设和标准制定方面缺少建树。我们缺少有影响的理论，很多心理学的准入标准也尚未制定，还缺少像国外那种在普遍推广和应用的心理学模式。

注：原文转载自《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01日05版），原文链接：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20-07/01/nw.D110000zhdsb_20200701_1-05.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