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1993年黄祖洽先生（中间）
2019年6月2日，黄祖洽院士塑像在北师大物理楼前落成，塑像右后侧的大教室就是先生多年讲课的地方。先生已去，但先生当年不急不缓的声音犹在耳边。敬立塑像，表达了学子对两弹功臣、名师大家的追思和敬意，寄托着师大人发扬光大先生立德、立功、立言、立行的决心和梦想。翻出几篇旧文，回忆先生生前二三事，算作对先生的追思与致敬。
论理想信念，先生是模范。先生始终把自己的人生与国家需要和民族兴旺紧紧连在一起，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先生一生坚持“自爱、爱国”，16岁时作文立志报国：人能自爱其德，则民族道德可保；人能自爱其智，则民族文化必高；人能自爱其志，则国家必无败类；人能自爱其行，则国家必有良才。1943年，先生克服重重困难到西南联大求学。1948年，先生考取清华大学钱三强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先生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自己热爱的基本物理问题研究，但不久就响应国家号召转入核物理研究，从此和原子能打了30年交道。
“文革”期间，先生反思核武研究工作，意识到在工作中培养年轻人有局限性，而教育可以高效保障国家科教事业后继有人和兴旺发达。“文革”结束后，先生为人才“断层”着急，于1980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
1999年，75岁高龄的先生主动为本科生开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和“人类生存发展与核科学”。2002年，又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粒子物理基础”。2014年，89岁高龄的先生仍在主讲“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即使住院期间，还请假回校讲课。先生说：“教书育人培养人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做。”先生逝世前一个月，在病榻上看到一篇关于核武器核查的文章，他反复思考，最后说：“这个办法可行。”先生对前去探视的专家说：“这件事我想清楚了，我们国家以后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核查难题。”并计划康复后参加相关报告会。
先生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三尺讲台，还不顾年事已高，舟车劳顿，为中小学生讲述自己的求学历程和物理学前沿知识，积极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科学观。先生钟爱莲与莲实，赞莲的高洁，感莲实的苦与济世，为母校九江一中题写对联“做人当如花之君子，求学要下实的功夫”。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庆题词“勤俭诚信，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他说这是勉励小朋友，同时也适用“大朋友”。如果做不到“勤俭诚信”，其他的话都是白说。勤俭诚信很简单，勤就是不要偷懒，老老实实地做事情；俭就是能用100元钱办到的事，不要用200元。
先生的一生是服务国家需求的一生，因国家急需，多次调整研究方向、研究内容。1980年前“和原子能打交道”，前15年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开展反应堆理论研究和设计，后15年为国防战略需要开展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1980年后又为解决人才“断层”，“深情寄木铎”倾心育英才。先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一生两辉煌”。先生说：“我的一生经过不少事，从民国、抗战到解放、建立新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无论什么时期，对自己的要求总是这几句话：‘勤奋一点，踏实一点，尽量做得好一点，尽可能多做一点事情。’至于具体做什么事情，那就是随着机遇了，国家需要做什么，组织上或领导需要，而我又能做，我就去做。”
先生坚持唯物论，自觉与唯心主义伪科学、邪教作斗争，主动给青年学生作讲座，教他们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识别伪科学。先生始终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不忘党的奋斗目标和做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先生一生爱国，对那种虽有突出才能却以做中国人为耻的人极为不齿。
论道德情操，先生是标杆。先生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有着自己的理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般理解为我的学问要当别人的老师，我的行为要做社会的模范。但是我的理解是前面‘学’字是个动词，要学着去做一个老师，‘行为世范’是说行为被社会、被‘世’所规范。”
先生始终严谨治学、严格把关，无论是研究过程，还是论文写作，对每一步骤和细节都仔细检验认真审查，逐个推导公式验算数据，文字语法上的错误也不放过。1999年，先生毕业多年的学生出版了一本英文书籍，一个月后，先生交给该生一张正反两面写满了字的纸，列出了书中大错小错几十处。
先生从不不懂装懂，以势压人。1966年一次讨论课，一学生与先生意见相左，相持不下，何祚庥院士曾为该生担忧，但先生仔细阅读文献后特意从9院9所寄来一封信，谓“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先生言传身教，学生们不仅学术水平得到提高，还耳濡目染地学到了严谨治学、民主讨论的学风和献身科学的精神。
先生重视教学相长，他认为导师必须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前沿的学术思想才能指导研究生，才能做出高起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先生自感精力有限后就毅然停止招收研究生。到北京师范大学后，先生培养了15名博士、4名硕士，从数量来看，成绩并不突出，具体研究却发现多为“精品”。先生的学生多已成为科研和教学的带头人和骨干，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美国总统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获得者……对待科研严谨认真，对待教学尽心尽力。先生说面对课堂总是“如临大敌”。30多年来，他总是认真准备每一节课，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年份或一个基本的物理单位，都要查好几本书，直到找到确凿的证据。每节课的讲义都要仔细地检查几遍，每一年都要写满厚厚的一本讲义。给本科生讲课，先生不仅认真备课，还仔细批改学生作业和论文，不放过一个符号错误或错别字。年届九十的院士给本科生授课少见，坚持十多年主动为大一学生开大课更少见，但先生认为“我是个老师，给本科生上课有什么奇怪的”，“当教授去讲课是理所当然的，当教授不讲课就是不正常的”。
由于各种原因，先生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别人都替他抱不平，先生却说：“当初我做这些工作，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感兴趣，而并不因为做了它就可以当功臣。当不当功臣又怎样呢？”并以“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来抒发献身祖国核武事业绝不是为了进入 “麒麟阁”的心态和胸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先生对探望他的校领导说：“我一生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精益求精做科研，没有任何遗憾。”先生一心为国、实事求是、诚实做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
论扎实学识，先生是大家。先生的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是里程碑式的。1980年前，先生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战略核武器设计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和彭桓武院士一起奠定了中国核反应堆理论和设计的基础，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探索和理论设计率先开路，贡献卓著。1980年后，先生除了在非平衡统计物理和输运理论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还为中国物理学基础教育和研究发展殚思竭虑、锐意开拓。先生一生发表学术论文及专著等130余篇（种），“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和 “浸润相变的研究”先后获1991年和199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射线束和材料改性》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论仁爱之心，先生是学生心中的“黄爷爷”。先生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在教书育人上有许多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他把导师的作用归结为“鼓励、引导、帮助、把关”，把提高研究生素质，扩大知识范围，活跃学术思想，培养科研能力和优良学风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先生主张学术民主，重视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他总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地提出研究方向和要求，然后放手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并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在论文题目的选择上，给学生相当的自由，使学生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发展。一个学生计划中的博士论文是有关金属氢的研究，但他对超导研究更感兴趣，并已有基础，先生支持、鼓励并指导他按照兴趣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出色成绩。
先生因材施教，给低年级授课，尽量避免使用高等数学等学生不掌握的知识，力求深入浅出，逻辑性强，概念清楚。先生幽默风趣，寓教于乐，不仅介绍物理知识，还介绍物理学家取得成就的历史背景，介绍他们献身科学实事求是、认定目标坚持不懈的精神，把严肃高深的理论课变成了有趣活泼的“故事会”，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科学家人格的感染和科研思维的教化。
先生勤俭诚信，生活朴素，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从不动心，坚持一个人一份薪水到终生，但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先生带头缴纳特殊党费、先生离世前还留言捐出多年积蓄，在九江一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奖助基金，奖掖后学，特别是经济困难的优秀学子，鼓励创新，助力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先生的品德、学识和敬业精神在学校传为佳话，深受广大学生和教师爱戴和尊敬，是学生口口相传的“黄爷爷”，多次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十佳教师”、“感动师大”新闻人物、北京市师德标兵、北京市优秀党员、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等。
“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先生都具备，“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先生都满足。先生用毕生精力履行了“自爱、爱国”的修身原则，“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精益求精做科研”的人生信条。先生一心为国、刚正不阿、正直无私、淡泊名利、勤俭诚信、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严谨治学、虚心求实、不盲从、有创见的科学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好老师！学习的好榜样！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先生塑像的落成为我校新添了学术和人文景观，先生的精神也将如灯塔般指引每一个师大人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正直友善、求真务实、勤俭敬业、追求卓越，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