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岁的余华依然保留着从书架上找文学书读的习惯。
他有时能快速准确地找到想读的书，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心情很了解；有时在书架前徘徊一两天也未果，这证明他在迷茫期；有时，找书的时间竟然超过了读书的时间。
找什么呢？“其实是在寻找自己的心情。”
悲伤，未必要读快乐的书，也许更悲伤的书，才能治疗悲伤。快乐，就想找一本更快乐的书，让快乐“发扬光大”。恨谁，就把文学作品中极其恶劣的人想象成谁，书读完，仇恨也消解了。
与人生、环境、心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余华眼中文学与其他书籍的区别。
5月8日，作家余华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演讲，分享“文学给予我们什么”。
文学与生活互相唤起，互相创造
2008年的一个黄昏，赴法宣传小说《兄弟》法文版的余华在宾馆门口等人。夕阳西下，路上行人熙熙攘攘，都是陌生人。“没有人互相问好，身体撞了一下，也就撞了一下。”
一句诗突然出现在余华的脑海里，是欧阳修的“人远天涯近”。“所有的人在大街上走，他们的身体哪怕是碰擦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人和人之间是那么的遥远，反而是正在西下的夕阳离人更近。”多年前，余华在钱锺书编《宋诗选注》中读到这句“人远天涯近”，这些年早忘了。但是那一刻，文学突然回来了，并且正因为这次奇妙邂逅，“欧阳修的这一句诗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在余华看来，这是文学与生活相联系的方向之一：生活场景唤起读过的文学作品。
相反地，文学作品也能让人想起往事。
父母从医的余华小时候家在医院里。家对面纵列三间房：太平间、男厕、女厕。家里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得先经过太平间。于是余华去厕所的路上，总能看见太平间里窄窄的水泥床和干净的水泥地。太平间外树木葱郁，撒下一片阴凉。
暑热难耐。午睡后，汗水在草席上留下身体的形状。余华想，太平间凉快，去那儿睡上一觉吧。现在人怕鬼，总躲着太平间走。余华小时候不信鬼：“‘文革’是无神论者的时代，没有人相信有鬼。”但睡在太平间，偶尔会听到哇哇的哭声，“知道真正的主人来了，我赶紧得溜”。但那也只是临时的主人，太平间是生与死之间的驿站，“经过一下，然后再去另一个世界”。
成年的余华不太能想起这些事儿，也不敢再去太平间睡觉。但有一天他读到海涅的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这不就是小时候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受吗！“海涅把我一个遗忘的童年的精彩的经历给叫回来了。”
这是文学真正的魅力所在，余华说。主持人张清华总结：“文学不是单向度地摹写和反映生活，文学与生活是相互唤起、相互创造的关系。
文学多争吵，经典永流传
余华爱读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书里充满了艺术界内的争吵。
1995年，这位大导演带着《地下》参加戛纳电影节。同样获奖无数的希腊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也在场。库斯图里卡在书中回忆安哲罗普洛斯：“他就是一枝自恋的水仙。……他、他的演员们，还有他剧组里的成员，大家手拉着手，煞有介事地朝金棕榈奖杯走去，就像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舞者。”
安哲罗普洛斯也曾撰文批判库斯图里卡：“他的那些电影里就只有喝酒、吃饭和跳舞，这是什么电影艺术啊？深刻的思想藏在哪儿呢……”
库斯图里卡则回击：“在现实中，他（安哲罗普洛斯）做什么都像个海德堡人一样，没有生他养他的雅典郊区的印记。他拍电影，更多是想表达自己对德国哲学的热爱，而不是为了让人类振奋精神。”
两个大师级人物互相攻击，让余华觉得很有意思。余华儿子听了也哈哈哈笑，说当两个天才互相攻击的时候，都能够切中要害。
1995年戛纳电影节的另一出闹剧是颁奖晚会后沙滩聚会上的斗殴。根据库斯图里卡的描述，起因是某男星撩拨某女演员。酒精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导演、演员、保镖加入混战。库斯图里卡的太太马娅——一位余华印象中特别优雅的女士——抓起椅子猛打侵犯自己儿子的家伙，醉醺醺的库斯图里卡则用一记右勾拳将一位保镖打晕在地。
《我身在历史何处》里，余华最喜欢的就是这记右勾拳。有一次和库斯图里卡在波黑和塞尔维亚边境喝酒吃牛肉时，余华提起这事儿，导演说，那是为了自卫！余华想，你那是喝多了，见了谁都打。
读完整本书，余华想：艺术家们一点都不高尚。“我年轻时也是把作家、艺术家想得很高尚。不，他们一点都不高尚，甚至用卑鄙这样的话去说他们也不过分。”
电影界有争吵，音乐界亦然。约阿希姆、李斯特、勃拉姆斯、瓦格纳……这些如雷贯耳的欧洲音乐大师的名字，余华看到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冲突。
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是勃拉姆斯的伯乐，将其推荐给李斯特。勃拉姆斯却与以李斯特为中心的音乐圈子格格不入，于是又被约阿希姆荐给舒曼，才发现自己与舒曼如此相契。
作曲家瓦格纳与勃拉姆斯各有一批拥趸，双方支持者“吵架一直吵到两个人死亡为止”，而两人事实上只在李斯特的别墅有过一面之缘。同时代的布鲁克纳弦乐磅礴，余华形容有如“大海浪涛一派一派”，但勃拉姆斯却说布鲁克纳“就是一个笨蛋”。柴可夫斯基则直言勃拉姆斯的音乐无聊、呆板。再往后，晚生几十年的勋伯格却称自己的音乐作品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生下来的孩子”。
但今天，余华可以在同一个音乐会上听瓦格纳、勃拉姆斯、舒曼、布鲁克纳……他想，留下来的也就剩作品了。
文学也好，电影也好，音乐也好，同时代争吵不断，但“真正流传下来的，仅仅只是作品”。
文学蕴含丰富的人性
余华喜欢读那些将人性写到极致的故事。
《圣经》的一个故事让余华读到仇恨的产生。出门远行的富人把财产交给最信任的仆人保管。几年后，富人想家了，派仆人回去通知，报信的仆人惨遭杀害。富人却责怪自己，不该派一个口齿不够伶俐的仆人去；于是又派会说话的仆人去报信，同样被杀。富人依然没有生疑，派最心爱的小儿子回去，小儿子也被杀。
当纯洁和善良到头，接下来是什么？富人带着剩下的仆人赶回去，杀掉了叛徒。“不要以为善良、纯洁是软弱的，它们一旦爆发起来，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蒙田随笔》里的一个故事，则让余华感慨仇恨的消失。公元十世纪，日耳曼皇帝康拉德三世率兵包围巴伐利亚公爵的城堡，要杀光所有人，仅宽限妇女和孩子离开，妇女可以带走任何想带走的东西。城门一开，所有的妇女都背着自己的丈夫。康拉德三世感动落泪。“这是仇恨的消失，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另一个《蒙田随笔》中的故事则讲述痛苦的力量。将军为战死的战士追悼，揭下盔甲，发现竟是自己的儿子。将军看着儿子的尸体，一动不动，倒地而亡。“他一直在和痛苦作斗争，最后痛苦赢了，他输了。”
这让余华想起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另一个“倒地而亡”的故事。晋时有鸟，喜好映着水中自己的倒影翩翩起舞。晋元帝于宫中锦衣玉食豢养此鸟半年，鸟却不再跳舞了。身边人说，此鸟不见倒影则不舞。遂置铜镜于鸟前，鸟见影而舞，三天三夜不知止，气绝倒地而亡。
将军因丧子之痛而亡，鸟因狂欢而死。一个是痛苦的极限，一个是欢乐的极限，“异曲同工，但表现的意义又绝然相反”。
文学的高潮要轻巧地收束
作为作家，余华不仅读文学，也写文学。文学怎样写好？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教会余华：高潮要轻巧结束。
肖斯塔科维奇《C大调第七交响曲》，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是一首二战时期苏德战争期间的民族赞歌。德军包围列宁格勒，这首交响曲前三个乐章在战争前线完成，第四乐章在撤退到后方的小城里写下。苏联从前线召回列宁格勒广播乐团，秘密排练。正式演出前，炮轰德军阵地，在炮火停息的片刻奏响音乐。
第一乐章让余华“吓了一跳”，从远到近的鼓声，伴随着弦乐，表现侵略者的脚步。音乐一步步渲染，列宁格勒就要被攻下，世界就要毁灭。变奏达到高潮的时候，用什么方式结束？
半首优美的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结束在恐怖的侵略者的声部之上。“就这样，一个很轻的很优美的（旋律）一下子把那么强大的沉重的东西击败了。”
于是余华发现：高潮之上，一定要用轻的方式。
在文学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也让余华震撼于高潮的轻巧结束。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穷小子与富人家的女孩相爱，女孩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带着女儿离开，却不知道两人偷偷发电报诉衷情。三年后，女孩回到家乡，与女佣上街购物，被男孩撞见。男孩跟了一路，跟到她们躲避烈日的门廊下，终于忍不住开口。女孩认出他的声音，回过头。
余华知道两人会分开，可是他想，马尔克斯已经把爱情写到了完全不可能分开的地步，怎么让他们分开啊？
女孩回过头，看到的却是一张被痛苦震撼了、扭曲了的脸，神情因为过度的爱变得恐怖了。女孩想：爱情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我三年来日夜思念的竟是这样一个人吗？
男孩笑着走过去时，女孩说，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多么伟大的作家才能够写出这么一笔来。”余华震撼于马尔克斯对人性的了解，不需要找各种各样分开的理由，只需要一个很轻的方式。
《深入北方的小路》则是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爱情故事。军医埃文斯爱上叔叔的妻子艾米。被派往前线前，埃文斯告诉艾米：等我。战争中，部队被歼灭，埃文斯被俘虏。知道消息的叔叔有意告诉艾米：埃文斯已经死在前线。
被俘的埃文斯日夜等着艾米的信，等来的却是大学时的女友艾拉的信，信中说埃文斯叔叔的酒吧着火，叔叔和艾米已葬身火海。绝望的埃文斯在战争结束后流浪各地医院担任志愿者。后来医院一家一家关闭，埃文斯不得不回到澳大利亚，与艾拉结婚。
但事实上，火灾当天，艾米恰好外出，逃过一劫。两个互相深爱的人都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世界上了。
时光流走，中年的埃文斯身材发福。有一天他走在悉尼大桥上，忽然看见对面极其眼熟的身影。艾米老了，带着墨镜，但身材没变，他绝不会认错。
作者用大量笔墨渲染埃文斯的激动之情，让读者余华也激动不已。只是沉浸在激动之中，埃文斯发现自己与艾米擦肩而过。意识到这一点的埃文斯，脚步没有停下来。
结束了。把高潮推向顶峰，然后用轻巧的方式一笔结束，“就凭这一笔，我认为你是一个大作家”。
“所以，我的演讲也结束了。”余华说。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