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粲：1927年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心理学协会常务理事，曾任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5年台湾辅仁大学授予张厚粲教授心理学博士学位。张厚粲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实验心理学、人类的认知和心理和教育测量。她是率先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她在心理统计和测量方面，主编了中国最早的心理与教育统计学教材，最早开设了心理测量的课程，组织修订日中文标准推理测验、韦氏智力测验，编制中国儿童发展量表，使测验在我国广泛地应用和发展。她不仅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心理学研究后学人才，曾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她是我国心理学界公认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望。
1 我为什么选择了心理学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了从前的冷门心理学。
初中三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要学心理学。那时是1941年，我在贝满女中读书（现北京116中学）。贝满女中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也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谈未来打算，他们有的说要学化学，有的说要学物理，有的说要学医学，我说学心理学。那个时代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科学救国”的思想很强势，我说我学心理学，人家都感到很奇怪，但是我心意已决。现在我学了一辈子了，这条路很坎坷，但我仍然认为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我念书时是个性格开朗、又比较淘气的学生，念书不够认真，不是考试得百分的那种类型。学数学，我不喜欢做作业；学语文，我不喜欢写描述性文章，人家写作文都尽情地描述，写了3000多字，我只写了500字的论，也能达到最低要求。我不会唱歌，但我可以凭乐理挣分，现在有些唱歌的人不懂五线谱，我会五线谱。我的体育成绩好，滑冰、游泳都会。我还参加过日语演讲比赛，各种课外活动都积极参加。我那时精力旺盛，有时间、有余力，就会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甚至有时还会干扰课堂秩序。我上学早，年龄比同班同学小，跟我姐姐同班，但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功课好的同学也能接受我，认为我大体上还算是好学生。那些好的老师也不讨厌我，还给我不错的分数，基本上承认我算是好学生之一吧。那么我对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不满意呢？我感到，也有很多老师不了解学生，用千人一面的眼光看得学生，这样的教学方式让我苦闷。有位数学老师要我写作业，我说我已经会了，为什么还要在作业本上写？我那时还不知道“因材施教”这个概念，但却有了要对学生因材施教的看法。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决心学心理学。
高中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又问全班学生以后学什么？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化学和物理，唯独我还是选择心理学。那是一位物理老师，清华毕业的，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英文单词PSYCHOLOGY，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心理学的英文写法。老师们都对我感到惊奇，也有些遗憾，因为他们认为我应该上数学系，而我却要学心理学。
我上大学后念心理学系，从此与心理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2 心理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心理学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发展道路，这些我都亲身经历了。中国古代已有心理学的观点，但现代科学心理学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回来了，其中就有几位是学心理学的，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在德国跟冯特学的，冯特通过推行实验测量方法，使心理学脱离了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冯特也因此被公认为科学心理学的鼻祖。后来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来向冯特学习，里面就有一个中国学生蔡元培。蔡元培回国后并没搞心理学，他承担了更重要的职务，当了北大校长。不过在他的支持下，另一位北大教授陈大齐先生，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此后，心理学就在中国开始发展，很多心理测验都出现在那个时候。1915年，美国人最早来中国作测验，要了解究竟中美儿童谁的智力高？那时盛传中国儿童的智力高。他们在广东作了500人的智力测验，结果是中国儿童的智力稍高一些。看到这个结果，美国人就不往外宣传了。当然我们需要仔细分析中国儿童强在哪些方面？原来是数学推理能力强。但我国的教育也有不足，就是在儿童时期还不错，但到了大学阶段，到了需要创造能力的时候，中国学生要显得差一些。总之，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心理学比较兴盛的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很多人四下逃难，离开了学校。一些心理学的教授去了西南联大。当时整个中国学术都处于低潮时期，心理学也是一样。
1945年暑期，我考大学二年级插班进校，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开始了正式学习心理学的生涯。当时班里只有七八个学生，后来不断有转学走掉的，也有出国的，到1948年我毕业时，班里只剩下三个学生了，怎么考也都是前三名，但我是第一名，就被留校任教了。比我们高一级的学生有多少人呢？四个。我们全系就十几个人。系主任是个神父，德国心理学博士，属于冯特的嫡系徒孙的一代，所以我们学了正统的心理学，基础打得相当牢固。从留在辅仁教心理学起，直到现在，我从未改变专业。
3 为中国心理学事业工作一生
大家了解了中国心理学的坎坷，就能了解我个人在事业经历上的坎坷。
1960年，在北师大教育系，将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专业。开始时，只开一门“普通心理学”，后来又加了“儿童心理学”。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就取消了心理学系，在现任教师中，除我一个人出身心理学系外，其余都是教育系出身，只学过普通心理学，所以领导就问我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该上什么专业课？我说应该上“实验心理学”，“好，你上！”我说应该上“统计测量”，“好，你上！”，就这样，在心理学恢复之后，从“普通心理学”开始，几门专业基础课都由我来教。一年级我教，二年级我教，三年级我教。三年级下学期和四年级开始，再加一些联系实际的应用性课程，如教育心理学等，也是我来指导，这样就构成心理学专业的教学规划了。这时心理学在多年停顿后重新开始，我不能拿过时的教材上课，一切都需要重新准备。我的小女儿在1960年暑假出生，开学后需要上几门新课，我实在没时间带孩子，产假满56天，我就把她送到托儿所去全托。那段时间繁重的工作压力几乎把我累死。但我总相信一个人的生活主要靠自己，人只要自信、自强，就能克服暂时的困难。我那个在托儿所长大的女儿日后不是也成长得挺好的吗？1978年，她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我们从1960-1965年的心理学恢复时期，还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像林崇德、郑日昌、孟庆茂和程正方等，都是那几年毕业的学生。我这个人从来就认定心理学会好起来的。心理学恢复了我的劲头就很足，只要让我上课我就高兴。我一定要尽我的努力培养出一批好学生。
1978年北师大心理学恢复招生。1985年全国有了5个心理学系。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心理学变成了热门学科，现在国内院校已有近300个心理学院、系或心理学专业。我个人经历了心理学最困难年代，也迎来了心理学发展良好的时期，我与心理学真是有纠结又难分的关系。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心理学的热心人士为了推动心理学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培养师资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心理学时，实验心理学人才紧缺，杭大的陈立老先生在杭州主持了一个实验心理学教学培训班，吸收全国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参加学习。培训班的师资由北大、北师大和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学者组成，我负责讲授认知过程部分。北师大教师的讲课常常是最受欢迎的。后来这个班的学员成了国内院校实验心理学的骨干教师，有的后来当了博导。这个实验心理学班对中国心理学的教学恢复起了很大作用，从此各地心理学系都能正常开课了。
2.恢复心理测量
1979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大会，大家意气风发，都想要多做工作。我认为应该重建心理测量的研究分支，就联合湖北大学的老教师胡德辉贴了一张大字报，呼吁这件事，结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自幼就相信人与人之间各有不同，要全面恢复心理学，就需要恢复心理测验这一分支。现在要恢复心理测量，没有师资怎么办，我想还得由我来做吧，我就去动员原辅仁大学的林传鼎先生，我的心理测验课就是林先生教的。林先生在辅仁和首都师大都当过教务长。1980年5月，林传鼎先生、吴天敏老师和我三人，在武汉办起了一个全国心理统计与测验培训班，全国各院校共来了三十多位教师。林先生讲智力测验，吴老师讲比内测验，我讲心理统计。那批学员后来也成为全国心理测验教学的重要骨干。可以说，正是这两个班，实际上是把新时期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给抬起来了。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全国各地老师合作修订了国际通用的韦氏智力测验法（WISC），这样第一个标准化的心理测验就在中国普及使用了。
3.提倡和发展应用心理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考虑如何将心理学知识推广到社会应用中去，如何应用心理测量为中国社会文化建设服务？我决定就从中国恢复高考的改革开始。大家知道，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考题是决定着每个年轻人的命运的。我从78级上统计课时，就开始带学生拟做高考试卷分析，但这需要大量的数据。我领着学生做了认真的准备，并与教育部高教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获得了高考数据。我们分析了1978年和1979年的高考试题，算出求偶信度和效度都不行，有的效度居然出现负数，尤其政治课的考题，基本上是倒着的。最好的是英语、数学和物理，于是我们就提出高考考题改革的建议。此后我们又干了几年，教育部为此成立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我们的高考改革研究也获得了全国教育研究的一等奖。心理学就这样走向了社会应用。再以后，这种应用研究又拓展到公务员考试、领导干部选拔考试和其他资格考试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我的想法就是心理学要走向社会，要让社会各个方面了解心理学、认可心理学。现在社会各界都愿意接受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心理学应用的领域更加广阔，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4.加强中国心理学的国际交流
中国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与加强国际交往是分不开的。国家提出要赶上国际水平，这就要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走出国门，在学术开放的环境中发展心理学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院派出一个4人代表团去德国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在那个会上提出了要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的申请。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人家也讨论接受了。1984年中国正式成为会员国，此后每四年一次出席大会执委会。1984年，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执委会后，荆其诚当选为执委。1996年我接替他当执委。2000年我当选为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从1984年到现在，中国心理学会实现了国际化，在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执委会里始终有一位中国人，这是多么重要的变化。执委会一共才17个人，有13个是选举产生的，其他4人是任命固定的。我们中国人始终在执委会里没有出来，并且我们还出了3个副主席，这种待遇在国内其他学会里是没有的，心理学是第一个。这是与中国心理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你要讲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历史，我比谁都清楚，我亲身经历了全过程。中国心理学历尽坎坷而终于成功，我感到由衷地欣慰。中国心理学的成功也有我一份，我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4 中国女性要自立自强
大家让我谈谈对女性形象的看法，我就讲几句。
我觉得，女性与男性相比，要做出成绩更不容易。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女性的生理条件、身体条件不同，在家里管的事儿多，这些都是限制；而且也因为在社会活动范围内，女性无论怎样优秀，都还是被压抑的。我在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担任了两届副理事长，但没有担任理事长，因为我是女人，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男性更合适。但是，不是别人说我们不行我们就真的不行，女性要自己去争取。
我很得意的是我为争取女性权利做了一件好事儿。1995年，中国北京准备举办世界妇女大会。在这个大会以前，也就是1993年。因为我是三八红旗手，又是民盟妇委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了中国妇联组织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上说，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将要到中国来开，这表示中国的妇女运动搞得好，妇女地位提高了，还说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中方主席是李铁映。听到这里，我就站起来发言了，我什么都敢说。我说，既然到中国来开世界妇女大会，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得好，妇女有地位，那么妇女大会怎么要一个男性当主席啊？咱们这么多妇女干部，就选不出来一位主席？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改成了彭佩云。彭佩云并不漂亮，但是开幕式那天，她身穿一身大红色的衣服，站在那儿讲话，很气派，足以代表中国妇女的风采与社会地位。
所以女性得说话，得为自己争取权益。现在女生的成绩都好，女生从小就老实，女生分儿高，重点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女生，三好生也是女生，研究生也是女生越来越多。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女的再棒都是“员”，领班员、服务员，这个“员”，那个“员”；男的都是“长”，科长、处长、部长，在现实社会中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中女性比例有所提高，但与中国人口总数相比还相差甚远，这里有女性自己努力的问题，也有改变传统思想观念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女性各方面都要跟男性比，女飞行员、女伞兵、女武警、女高空作业工人等，我觉得在这些社会职业里，女性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女性也要知道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优点，自己在团队中的长处。平等就是各有长短，才能够做到和谐发展。从女性本身来说，还要打扮得好一点儿，漂亮一点儿，这很重要，女生们别怕麻烦。我们要自己站得稳、站得正、自重，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发展的机会。
我是一个不文不理，既自然科学又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人，一个马马虎虎、经历不怎么顺当的人，就这么一个人来给同学们做报告，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我始终在工作，也始终都很乐观。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中国心理学这样一个困境重重的学科都做起来了，你们在别的学科能比我们心理学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