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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粲:我与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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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粲:1927年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心理学协会常务理事,曾任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2005年台湾辅仁大学授予张厚粲教授心理学博士学位。张厚粲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实验心理学、人类的认知和心理和教育测量。她是率先将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她在心理统计和测量方面,主编了中国最早的心理与教育统计学教材,最早开设了心理测量的课程,组织修订日中文标准推理测验、韦氏智力测验,编制中国儿童发展量表,使测验在我国广泛地应用和发展。她不仅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心理学研究后学人才,曾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导师。她是我国心理学界公认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望。


我为什么选择了心理学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了从前的冷门心理学。


初中三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要学心理学。那时是1941年,我在贝满女中读书(现北京116中学)。贝满女中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也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谈未来打算,他们有的说要学化学,有的说要学物理,有的说要学医学,我说学心理学。那个时代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科学救国”的思想很强势,我说我学心理学,人家都感到很奇怪,但是我心意已决。现在我学了一辈子了,这条路很坎坷,但我仍然认为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我念书时是个性格开朗、又比较淘气的学生,念书不够认真,不是考试得百分的那种类型。学数学,我不喜欢做作业;学语文,我不喜欢写描述性文章,人家写作文都尽情地描述,写了3000多字,我只写了500字的论,也能达到最低要求。我不会唱歌,但我可以凭乐理挣分,现在有些唱歌的人不懂五线谱,我会五线谱。我的体育成绩好,滑冰、游泳都会。我还参加过日语演讲比赛,各种课外活动都积极参加。我那时精力旺盛,有时间、有余力,就会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甚至有时还会干扰课堂秩序。我上学早,年龄比同班同学小,跟我姐姐同班,但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功课好的同学也能接受我,认为我大体上还算是好学生。那些好的老师也不讨厌我,还给我不错的分数,基本上承认我算是好学生之一吧。那么我对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不满意呢?我感到,也有很多老师不了解学生,用千人一面的眼光看得学生,这样的教学方式让我苦闷。有位数学老师要我写作业,我说我已经会了,为什么还要在作业本上写?我那时还不知道“因材施教”这个概念,但却有了要对学生因材施教的看法。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决心学心理学。


高中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又问全班学生以后学什么?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化学和物理,唯独我还是选择心理学。那是一位物理老师,清华毕业的,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英文单词PSYCHOLOGY,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心理学的英文写法。老师们都对我感到惊奇,也有些遗憾,因为他们认为我应该上数学系,而我却要学心理学。


我上大学后念心理学系,从此与心理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心理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心理学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发展道路,这些我都亲身经历了。中国古代已有心理学的观点,但现代科学心理学是20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回来了,其中就有几位是学心理学的,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在德国跟冯特学的,冯特通过推行实验测量方法,使心理学脱离了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冯特也因此被公认为科学心理学的鼻祖。后来世界各国的学生都来向冯特学习,里面就有一个中国学生蔡元培。蔡元培回国后并没搞心理学,他承担了更重要的职务,当了北大校长。不过在他的支持下,另一位北大教授陈大齐先生,在北大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此后,心理学就在中国开始发展,很多心理测验都出现在那个时候。1915年,美国人最早来中国作测验,要了解究竟中美儿童谁的智力高?那时盛传中国儿童的智力高。他们在广东作了500人的智力测验,结果是中国儿童的智力稍高一些。看到这个结果,美国人就不往外宣传了。当然我们需要仔细分析中国儿童强在哪些方面?原来是数学推理能力强。但我国的教育也有不足,就是在儿童时期还不错,但到了大学阶段,到了需要创造能力的时候,中国学生要显得差一些。总之,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心理学比较兴盛的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很多人四下逃难,离开了学校。一些心理学的教授去了西南联大。当时整个中国学术都处于低潮时期,心理学也是一样。


1945年暑期,我考大学二年级插班进校,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开始了正式学习心理学的生涯。当时班里只有七八个学生,后来不断有转学走掉的,也有出国的,到1948年我毕业时,班里只剩下三个学生了,怎么考也都是前三名,但我是第一名,就被留校任教了。比我们高一级的学生有多少人呢?四个。我们全系就十几个人。系主任是个神父,德国心理学博士,属于冯特的嫡系徒孙的一代,所以我们学了正统的心理学,基础打得相当牢固。从留在辅仁教心理学起,直到现在,我从未改变专业。


为中国心理学事业工作一生


大家了解了中国心理学的坎坷,就能了解我个人在事业经历上的坎坷。


1960年,在北师大教育系,将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专业。开始时,只开一门“普通心理学”,后来又加了“儿童心理学”。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就取消了心理学系,在现任教师中,除我一个人出身心理学系外,其余都是教育系出身,只学过普通心理学,所以领导就问我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该上什么专业课?我说应该上“实验心理学”,“好,你上!”我说应该上“统计测量”,“好,你上!”,就这样,在心理学恢复之后,从“普通心理学”开始,几门专业基础课都由我来教。一年级我教,二年级我教,三年级我教。三年级下学期和四年级开始,再加一些联系实际的应用性课程,如教育心理学等,也是我来指导,这样就构成心理学专业的教学规划了。这时心理学在多年停顿后重新开始,我不能拿过时的教材上课,一切都需要重新准备。我的小女儿在1960年暑假出生,开学后需要上几门新课,我实在没时间带孩子,产假满56天,我就把她送到托儿所去全托。那段时间繁重的工作压力几乎把我累死。但我总相信一个人的生活主要靠自己,人只要自信、自强,就能克服暂时的困难。我那个在托儿所长大的女儿日后不是也成长得挺好的吗?1978年,她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我们从1960-1965年的心理学恢复时期,还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像林崇德、郑日昌、孟庆茂和程正方等,都是那几年毕业的学生。我这个人从来就认定心理学会好起来的。心理学恢复了我的劲头就很足,只要让我上课我就高兴。我一定要尽我的努力培养出一批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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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北师大心理学恢复招生。1985年全国有了5个心理学系。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心理学变成了热门学科,现在国内院校已有近300个心理学院、系或心理学专业。我个人经历了心理学最困难年代,也迎来了心理学发展良好的时期,我与心理学真是有纠结又难分的关系。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心理学的热心人士为了推动心理学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培养师资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心理学时,实验心理学人才紧缺,杭大的陈立老先生在杭州主持了一个实验心理学教学培训班,吸收全国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参加学习。培训班的师资由北大、北师大和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学者组成,我负责讲授认知过程部分。北师大教师的讲课常常是最受欢迎的。后来这个班的学员成了国内院校实验心理学的骨干教师,有的后来当了博导。这个实验心理学班对中国心理学的教学恢复起了很大作用,从此各地心理学系都能正常开课了。


2.恢复心理测量


1979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心理学大会,大家意气风发,都想要多做工作。我认为应该重建心理测量的研究分支,就联合湖北大学的老教师胡德辉贴了一张大字报,呼吁这件事,结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自幼就相信人与人之间各有不同,要全面恢复心理学,就需要恢复心理测验这一分支。现在要恢复心理测量,没有师资怎么办,我想还得由我来做吧,我就去动员原辅仁大学的林传鼎先生,我的心理测验课就是林先生教的。林先生在辅仁和首都师大都当过教务长。1980年5月,林传鼎先生、吴天敏老师和我三人,在武汉办起了一个全国心理统计与测验培训班,全国各院校共来了三十多位教师。林先生讲智力测验,吴老师讲比内测验,我讲心理统计。那批学员后来也成为全国心理测验教学的重要骨干。可以说,正是这两个班,实际上是把新时期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给抬起来了。在此基础上,我们组织全国各地老师合作修订了国际通用的韦氏智力测验法(WISC),这样第一个标准化的心理测验就在中国普及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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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和发展应用心理学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考虑如何将心理学知识推广到社会应用中去,如何应用心理测量为中国社会文化建设服务?我决定就从中国恢复高考的改革开始。大家知道,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考题是决定着每个年轻人的命运的。我从78级上统计课时,就开始带学生拟做高考试卷分析,但这需要大量的数据。我领着学生做了认真的准备,并与教育部高教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获得了高考数据。我们分析了1978年和1979年的高考试题,算出求偶信度和效度都不行,有的效度居然出现负数,尤其政治课的考题,基本上是倒着的。最好的是英语、数学和物理,于是我们就提出高考考题改革的建议。此后我们又干了几年,教育部为此成立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我们的高考改革研究也获得了全国教育研究的一等奖。心理学就这样走向了社会应用。再以后,这种应用研究又拓展到公务员考试、领导干部选拔考试和其他资格考试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我的想法就是心理学要走向社会,要让社会各个方面了解心理学、认可心理学。现在社会各界都愿意接受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心理学应用的领域更加广阔,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


4.加强中国心理学的国际交流


中国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与加强国际交往是分不开的。国家提出要赶上国际水平,这就要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走出国门,在学术开放的环境中发展心理学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院派出一个4人代表团去德国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在那个会上提出了要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的申请。那个时候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人家也讨论接受了。1984年中国正式成为会员国,此后每四年一次出席大会执委会。1984年,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执委会后,荆其诚当选为执委。1996年我接替他当执委。2000年我当选为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从1984年到现在,中国心理学会实现了国际化,在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执委会里始终有一位中国人,这是多么重要的变化。执委会一共才17个人,有13个是选举产生的,其他4人是任命固定的。我们中国人始终在执委会里没有出来,并且我们还出了3个副主席,这种待遇在国内其他学会里是没有的,心理学是第一个。这是与中国心理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你要讲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历史,我比谁都清楚,我亲身经历了全过程。中国心理学历尽坎坷而终于成功,我感到由衷地欣慰。中国心理学的成功也有我一份,我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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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女性要自立自强


大家让我谈谈对女性形象的看法,我就讲几句。


我觉得,女性与男性相比,要做出成绩更不容易。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女性的生理条件、身体条件不同,在家里管的事儿多,这些都是限制;而且也因为在社会活动范围内,女性无论怎样优秀,都还是被压抑的。我在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担任了两届副理事长,但没有担任理事长,因为我是女人,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男性更合适。但是,不是别人说我们不行我们就真的不行,女性要自己去争取。


我很得意的是我为争取女性权利做了一件好事儿。1995年,中国北京准备举办世界妇女大会。在这个大会以前,也就是1993年。因为我是三八红旗手,又是民盟妇委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了中国妇联组织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上说,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将要到中国来开,这表示中国的妇女运动搞得好,妇女地位提高了,还说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中方主席是李铁映。听到这里,我就站起来发言了,我什么都敢说。我说,既然到中国来开世界妇女大会,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做得好,妇女有地位,那么妇女大会怎么要一个男性当主席啊?咱们这么多妇女干部,就选不出来一位主席?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改成了彭佩云。彭佩云并不漂亮,但是开幕式那天,她身穿一身大红色的衣服,站在那儿讲话,很气派,足以代表中国妇女的风采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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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女性得说话,得为自己争取权益。现在女生的成绩都好,女生从小就老实,女生分儿高,重点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女生,三好生也是女生,研究生也是女生越来越多。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女的再棒都是“员”,领班员、服务员,这个“员”,那个“员”;男的都是“长”,科长、处长、部长,在现实社会中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中女性比例有所提高,但与中国人口总数相比还相差甚远,这里有女性自己努力的问题,也有改变传统思想观念的问题。当然,我并不认为女性各方面都要跟男性比,女飞行员、女伞兵、女武警、女高空作业工人等,我觉得在这些社会职业里,女性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女性也要知道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优点,自己在团队中的长处。平等就是各有长短,才能够做到和谐发展。从女性本身来说,还要打扮得好一点儿,漂亮一点儿,这很重要,女生们别怕麻烦。我们要自己站得稳、站得正、自重,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发展的机会。


我是一个不文不理,既自然科学又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人,一个马马虎虎、经历不怎么顺当的人,就这么一个人来给同学们做报告,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我始终在工作,也始终都很乐观。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中国心理学这样一个困境重重的学科都做起来了,你们在别的学科能比我们心理学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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