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军，钙信号转导研究及光遗传学钙工具应用专家。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神经与认知生物学博士，北京大学神经生理学硕士，烟台大学生物化学学士。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在抗性基因资源与分子发育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工作。王博士一直从事钙信号转导研究，近年主要研究STIM-Orai蛋白介导的钙池操纵钙内流（SOCE）的激活及调控机制，中草药抑制剂筛选鉴定及相关工具研发。近5年在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2篇），Angew Chem Int Ed, PLOS Biology等杂志以共同通讯的方式发表SCI收录论文12篇。论文被引用超过一千次。多次受国际会议/期刊邀请做报告、撰写书稿、综述及评论文章。

 

“能来到北师大，是我的运气”

 

“科研人员不应该是撰写基金申请书的机器。”2012年，在先后目睹身为知名科学家的博士后导师时常为科研经费不足而焦虑奔波，博士后师兄五年内连写十七份基金申请才在评终身教职前的最后时刻拿到一个项目之后，年轻的王友军下定了从美归国的决心，那一年距他离开祖国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个年头。

 

十二年间，我国的科研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雄厚的资金和强大的政策支持，每年都在吸引着无数青年才俊回到祖国怀抱。而与北师大的邂逅，王友军反复强调，这是偶然，也是他的好运。“很意外，在我向北师大发送简历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热情的院系领导和生命科学学院优秀的科研平台，给予了他巨大的吸引力。“院长帮我争取了当时学校能给的最好的待遇，包括教授职称和科研经费等。虽然可能需要等一等院里才能腾出实验室空间，但是院里的公共仪器平台非常完备，所长也已经搭建好了非常好的钙成像平台，两位领导还把自己的学生转给我，这些都让我来了之后可以直接开展工作。”这一切的便利，是生科院领导和老科研人对于优秀学术人才的珍视和器重。

 

 

王友军最终也没有辜负这份期待。在归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凭借卓越的科研成绩，他斩获了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等称号，并在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Angew Chem Int Ed, PLOS Biology等顶尖杂志上发表12篇前沿科研文章，实现了一个学术成果迸发的小高潮。

 

“科研就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把时间轴拉回1993年的那个夏天，18岁的王友军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要选择。尽管高考发挥得并不十分理想，但第一次离开家的喜悦仍然使他兴奋并雀跃着。

 

“我是个有很强好奇心的人，喜欢一切新奇的东西。在报志愿时，尽管还是一个懵懂的状态。但我不想从事那些日复一日重复同样操作的工作，更不想毕业后的人生一成不变，一眼就望到头。”浏览高考志愿手册时，王友军被“生物化学”四个陌生的字眼吸引了。带着几分对于未来的期待，他踏入了烟台大学的校门。因为是清华北大援建的缘故，当时的烟台大学给学生的训练系统而严格。在这里他开始进入实验室，第一次接触到科研工作 。“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适合并且热爱做实验的。我是个较真的人，在平时生活中，这个特质可能比较容易招人烦，但是做学术需要的就是较真。”22岁，“较真”的王友军没有选择回老家从事那种人生一眼望到头的工作，“我想考研究生，而且要考最好学校的研究生”，时间不会辜负不懈努力的人，半年后，他站在了北京大学的门前。而读研究生的生理学研究方向也更加契合了“满足好奇心+自由度大一些”的要求。

 

硕士毕业后，随着世纪之交最后一波大的出国潮王友军到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国外的求学生涯清苦而孤寂，他将大量的时间倾注到了实验之中，“做科研，就是走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在这一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新问题，为了解决它去做出各种努力，尽管事前不知道能否解决问题，但是毕竟做了一些前人没有过的尝试。”王友军一点一点地学习怎么做科研，并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严谨的导师给予了他扎实的研究训练，而宽松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则为他提供了更加自由的思考空间，“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简单直接，可以快速看到变化的实验，所以慢慢将兴趣转移到了细胞内信号转导的研究上，比如钙信号的荧光或电生理展示，就很有意思。”提到自己的研究设计，一向沉稳的他语气变得轻快起来，像是在讲一位熟稔的老友，又像是在向当年走上科研之路的自己致意。

 

做科研，就像攀树摘最好的“桃子”

 

近年来，王友军在科研上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产出，在跨学科领域的国际杂志上时有斩获。提及自己的学术成就，他表示这和之前所受到的严谨扎实的学术训练和多年来丰富的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对于年轻科研工作者而言，要做好科研不光需要开阔的眼界，更重要的是要沉下心来，“多花些时间，多学点东西”。严格的自我要求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一个人在学术道路上能走多远至关重要。“他是一位执着的学者，一个春节都做实验的行者。”生命科学学院分党委书记张雁云教授如是说。王友军对自己常年为科研工作泡实验室打趣道，“我这可是笨人用的笨办法，希望大家不要学我这样。”他觉得“小班教学”“宽进严出”的教学运营模式，对于提高一个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也很具有重要的创建意义。

 

 

王友军形象地将做出科研成果比作“摘桃子”。一个领域好比一颗桃树，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树上长的桃子，科学家就是站在树下的摘桃子的一群人，大家都想摘到自己能够到的最好的桃子。最重要、最容易出成果的方向就好比树上最好的桃子。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得见这个桃子在哪里，谁的梯子够高而且动作快，就能摘到这个桃子。青年科学工作者利用新实验室有限的资源搭梯子的速度可能不够快，梯子可能也不够高，这时候的最佳策略可能不是去抢那个最好最高处的“桃子”，而是摘那些可以优先够到的好“桃子”。等实验室的研究积累足够打造最强的梯子时，就可以考虑最好的“桃子”了。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路，围绕怎么更好地搭梯子建团队，王友军总结了三条新独立的科研工作者尽快开展工作的“浅薄经验”。“首先要尽量选一个科研平台比较完善的氛围良好的单位。比如北师大生科院这样，领导不光在新人入职前尽量为我们争取各种待遇。入职后，前任和现任各级领导一直在想方设法购进我们科研所需的各种相关实验设备，还经常优先为我们新人提供一些科研资源。领导支持+平台支撑+学生和经费，有了这些基本条件就很容易出成果。”这相当于已经有人帮你搭好梯子（平台）并扶稳了，你只需要尽快地爬到顶上摘桃子就行了。这样比你现搭实验平台造梯子要快多了。第二点经验就是尽量不要单打独斗，要多开展国际合作科研工作。“现在做科研对于设备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强强联合容易出成绩。”学校以及实验室之间应该广泛地开展校际及国际合作，和国际上热爱科研且同处于起步阶段的老师合作，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发挥特长，会加快科研成果的产出效率。“现在对于很多老师来说，他不是想不到如何做最好的科研，而是早就想到了，但是由于进度慢，时常摘不到最好的‘桃子’，只能退而求其次。”王友军认为开展国际合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一方提供一半的梯子，将搭梯子的速度提高一倍，从而可以提高科研效率，尽可能帮助科研人员摘到他科学素养中认为最好的“桃子”。

 

与此同时，王友军还提到，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可以适当地把自己的目标调低一点。先解决手边一些容易解决的问题，以此培养和锻炼团队，同时慢慢开拓一个前沿方向。这种方式可能花费时间会长一点，但是会更稳妥一点。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自己有学术产出的前提下，再把蛋糕做大。“我没有想到要做学术新星，想得总是如何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王友军认为，科研是很有趣的，但科研界有时也是比较残酷的。有些科研人员因为专注于解决一些很难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产出。而如果他们暂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们依然是十分出色的研究者，但是却似乎不再受到重视了”。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我国科研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很多面向重大问题的研究的风险是很高的，失败率很高。但如果十个人里有一个人能做出来，我们就能在科学探索的前沿领域多占一席之地。国家应该更多地鼓励和支持高风险的创新性研究，为这些勇于解决难题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暂时没有成功的那些人，提供更多的保障。就算他们目前还没有解出相关难题，他们的工作也会是后续工作的铺路石，对推动我国的科研发展也有着独特的贡献”

 

“教育不是工厂，是农场。”

 

 “我在教育学生，学生也在教育我”，谈及初来北师大的那段日子，王友军感慨良多。尽管从博士后时期就开始帮合作导师带学生，但如何当一个称职的导师，如何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仍然时常令他困扰。他直言自己最开始由于教育热情太高，以至于忽视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前辈的告诫。像他的一位同行说的那样，总有一种新导师的冲动，想变成武侠小说里那种武功高强的老前辈，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毕生功力传给学生。从小到大，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并努力做好各种事情的他也不自觉地认为自己的学生当然也要走最优的求学之路。导师要高标准要求学生，学生不光不要走自己走过的弯路，还要能吸取自己好的治学经验，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最开始建立实验室时，对当时手下仅有的两个硕士生要求很严格。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段时间他们经常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努力了，却没有得到我的认可和表扬。”面对这一现象和其它类似的事件，王友军也感到很困惑和苦恼，并请教了很多同事和领导。他慢慢地开始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反思，终于真正体会到，“之前要求学生的标准仅仅是基于我的理想期望而设立的，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学生。虽然在我严格要求下，学生们的产出都很高，也发了高质量的文章，但这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和真正想要的吗？学生的读研目的不同，优点和特长不一样，每个人舒适区的范围也不同。因而，应该因材施教，在学生本来的水平上，给他们定一个努力一下就可以做到的目标。”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不再为学生改进程度达不到预期而苦恼，因为“教学生就跟养孩子一样”，重要的是看到他们的成长。摸索了几年，王友军觉得培养学生一定要结合学生需求和读研目的，制定最合身的培养计划。培养过程中，他依然和以前一样，鼓励学生走出舒适区，多花点力气学东西，并及时调整用力气的方向，达到自己能够挑战和承受的最佳区域。“人学东西是要花些力气的，导师就是那个告诉你如何用力的人。”回想起自己的求学经历，王友军深以为然。不过，“科研又容易又困难，做科研就要把做事情做好的劲头保持下去。”这是王友军一直始终坚守的。“教育不是工厂，而是农场”，他非常赞同一个老领导转发的这一言论。“做教育就像播种，每颗种子拥有自己的成长规律。导师能做的就是把种子埋进土里，施肥，浇水，细心耕耘，然后静待他们自己的成长，如此而已。”如今，王友军的实验室已经小有规模，作为导师他也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打破之前的教学框架后，他也取得了一些教学上的成果，并先后有两个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及国际会议上的墙报展示奖等。

 

“通过教育学生也被学生教育，我的人生也更加完整了。” 王友军的精彩人生还在继续，虽说自己不是“学术新星”，但是多年来的成绩和与年龄不匹配的白发告诉我们，“走出舒适区，花点时间学东西”，他一直在身体力行。2018年上半年，王友军的文章发表在了化学领域的顶级期刊《Angew Chem Int Ed》上；2018年下半年，其又有一篇文章生物学重量级杂志《PLOS Biology》接收。

 

王友军最后寄语：

 

希望北师大学子眼光放长远，多思考，多努力，认真的生活，不辜负这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