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弘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学校广大师生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凝聚更多智慧和力量，学校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新闻传播学院共同策划，集中宣传今年“七一”表彰的10名“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典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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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克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参与了《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等著作及中央广播电大《中国教育简史》文字及录音教材的编写工作，发表过十余篇专业论文，在研课题有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史料学及中国教育思想库的建设研究》之子课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库建设”、教育部“211”重点学科建设重大课题《中国社会教育通史》（第二卷）。近年来在教师教育、社会教育方面也颇有研究，曾多次参与教育部有关教师队伍建设、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担任中国高教学会师范教育分会副秘书长、全国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
一、党员与教师的双重身份
作为教书育人模范党员教师代表，施克灿担任着我校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院长一职，为明确未来几年教育史学科发展方向及重点任务，探索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更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学科的影响力。
作为一名有三十一年党龄的老党员，党员身份对施克灿的工作起到了一种督促与激励的作用。施克灿入党时间很早，是一到入党年龄就申请入党的。“那时候入党要比现在难得多，整个系里也就四五个党员，竞争也会相对更激烈一些。”施克灿回忆道。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服务同学的热情与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赞赏和支持，顺利投入了党的怀抱中。
党员教师既是教师，又超越教师，因为有党性的光辉，又必须借助于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立足于教育事业才能加以闪耀。因此，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施克灿时刻谨记自己党员教师的神圣身份，遵守党和国家对党员和老师的双重期望和要求，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平日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施克灿尽心尽力，恪尽职守，力求在能力范围之内将事情做到最好，争做教师中的优秀模范。
二、钻研专业，热爱教学
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教师党员，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施克灿还承担起多项重大科研任务，他所面临的教育工作压力要远高于普通高校教师或其他中小学教师。绝大多数人认为教师职业寒暑假双休，清闲自在，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施克灿表示，自己很少有集中放长假在家休息的时候，寒暑假时间基本都“奉献”给了各种培训班、交流项目、学术会议等。
即便工作如此辛苦，施克灿也从未想过放弃。他认为当初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表明了自己对教师职业的一种兴趣和热爱。而多年的累累教学成果，也正说明了自己适合做教育方面的工作。“那么不管再累再辛苦、以后走得多远，都应该始终遵循本心，正所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施克灿谈到。
对于教学与科研在高校教师工作中所占比重问题，施克灿有着他“较为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这个问题常见的“标准答案”是教学和科研同等重要，然而现在有一些不太好的倾向，就是“很多高校老师都重科研轻教学，教学似乎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应付差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现象是不应鼓励的”。他明确表示，现在大学老师们都普遍面临着各种考核，论文、著作、课题项目、获奖成为主流的评估导向。但即便是这样，教师仍然应该将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教学方面，而非一味地“搞科研”。国家、社会、各个高校等也应该明确和加强对教师重视教学的导向和鼓励。“如果对教学的突出侧重和鼓励继续缺失，之后的风向标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偏差，在人才培养方面和课堂教学方面也会出现更为严峻的问题，”施克灿谈到。
施克灿认为教师应当在教学和科研中把握平衡，让二者产生互利共赢的良好效应。“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或者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得到学生的启发。这些灵感能从侧面促使科研工作的进步。但他同时也强调，教师只专注课堂，而不去写论文，做研究的观点同样是片面的。“因为老师如果缺乏对所讲专业深入探究，也不可能真正讲出一个有深度的课”。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施克灿总是倾向于把自己身为教师职业的最基本任务——教学放在首位，同时投身科研，将两者结合起来。
当谈及在教师岗位耕耘多年来，内心最深刻的感悟时，施克灿最终回归到对师大校训的阐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虽然在1996年才正式提出，但它反映的思想正符合中国传统教育中对教师的一种期待。其内涵涉及到两组关系，一组是“学”和“行”，另一组是“师”和“范”。在中国古代，对教师的要求也不外乎这两方面，一是要做精师，即学术高深，二是要时刻以身作则，也即杨雄所言“师者，人之模范也”。因此，师大校训体现了国家、民族对一个教师的理想化要求，是一名人民教师应该终身为之奋斗与追求的目标。
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教书育人三十余年，施克灿对于当今学生的变化有深刻地的体会。80年代末，施克灿大学毕业，进入中学教书。据施克灿回忆，那时的学生，思想有时比现在的学生还开放。他们对各种思想都乐于接受和钻研，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还是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而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更加现实一点，包括一些思想观念和言论也都更加务实。”他认为学生的这种变化是一个时代性所决定的。“早期的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辩论可能会十分活跃，但现如今的大学课堂里很少会出现老师跟学生激烈辩论的现象了。”
施克灿还提起近些年遇到的一种新现象，就是学生考完试来“要分数”。“经常有一些学生在考完试之后说是因为出国需要达到一定高度的绩点，所以想请我‘’抬高’一下分数。但是他表示很难理解这种事，不是不理解学生来要分数这种行为，而是对国外留学审核的人如此看重学生分数的行为表示不解，“难道不知道高校的分数是没有统一标准衡量的吗？”他认为，若想真正招到合格的研究生，只看分数肯定是不够的，而是应该综合考量学生整体素质，并深入了解课程与班级的详细情况，而不是由分数高低来决定。
结合学生出国留学面临的这些情况，施克灿认为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高校教育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但其实这个命题略显片面。在对中国教育改革充满了信心和期望的同时，他也强调，西方的东西未必就先进，中国的东西未必就落后。即便西方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但它未必适合中国的教育改革。因此教育改革措施必须做到能够“落地”，即本土化。“传统文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够使我们的教育更加中国化”，施克灿谈到，“应该从中国教育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教学手段等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只有适合中国实情的，才是最好的”。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的座谈会中提到，“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队伍，是学校办学的重要任务”，明确提出了“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在施克灿看来，这正符合中国传统教育中对教师的一贯要求。他认为，从古代开始，社会就一直提倡从道德、知识两个层面来要求老师。同时传统文化中“仁爱之心”则表示，教师应该用一种人性化、情感化的方法去教育人才，才能真正培养出立体化的人才。因此，施克灿认为“四有好老师”的四个方面符合自古以来对教师的一种希望、对理想教师形象的一种表述。“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实际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石，教师则是这块基石的奠基者；青年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教师则是打造这支“梦之队”的筑梦人。在施克灿眼中，这也是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教育观念的提升。“之前总是将老师比喻为蜡烛、园丁，现在之所以开始对这种比喻进行批判是因为它们只片面强调了教师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如今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互学互进的关系”。施克灿表示，教师在教学生的同时，其实也是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理念上取得了很大进步。
多年来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不仅让他形成了以史为鉴的敏锐眼光，更为他日后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打下了风向标式的理论积淀。未来，他仍将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富有活力与实力的“梦之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