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蓉，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法与教育政策、基础教育改革、多元文化教育、性别研究以及妇女教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性别研究与妇女发展》、《现代教育改革的理性批判》、《性别与教育》等专著。任全国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少数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第十二届至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是她在北师大任教的第14614天
在北师大一待就是40年
“教师是个特别美好的职业。但是要做好，太不容易。”这是郑新蓉到北师大正式执教30多年后的感悟。“说它美好，是因为这是人可以长时期深刻地影响另一个人甚至另一群人的事业，在社会当中，这样的职业是很少的。教育可能扭曲别人的灵魂，也可能扶正别人的灵魂。这关乎能否给人以系统的知识，能否给人以比较健康的人格，能否用自己的经验让学生未来的路走得更好。因此教师责任特别重大，也不太容易做好。”
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郑新蓉感觉自己像是与师范大学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1976年，高中毕业后的郑新蓉一开始在家乡县城的一所小学做代课教师，后来又转做中学教师。1978年恢复高考，因为在职教师只能报考师范类大学，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全国最优秀的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作为自己的理想大学。谈到为什么选择教育学专业时，郑新蓉说道：“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所有的专业都能想象出来是怎么回事，比如地理呀，物理呀，唯独教育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带着疑问，郑新蓉走上了对教育学的探寻之路，这一走就是四十年。
少年时代，郑新蓉曾梦想过从事报社记者、律师、医生等职业。这些职业都与教师有共同点——都是与人打交道的。但她最终选择了教师当作自己的职业追求，“冥冥之中，我与教师这个职业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想来也是内心必然的选择。”在郑新蓉的教师生涯中，她教过小学，中学，带过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除了幼儿园，每一个阶段和类型的学生她都带过。10月6日，是郑新蓉来北师大的第40年。正因如此，今年她看到新生入学时格外的感慨，“40年前我就是这样来到了北师大。”
专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郑新蓉从事的专业领域是教育社会学，主要关注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核心是人自由的全面发展。”这是她在本硕七年期间形成的事业追求和信仰。过去40年里，我们国家快速发展和完成财富积累，在教育社会学视野里，郑新蓉敏锐地认识到社会的分化，就在于城乡教育的差距，不同阶层教育的差距。乡村教育、乡村教师、留守儿童、女童发展等问题几乎成了郑新蓉这么多年科研的重点和培养学生的主轴。“让社会上所有的人全面发展，是最大的社会公平，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社会理想。”郑新蓉认为，教育社会学要紧紧盯住社会现实。为此，这么多年，她带领团队多次去全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实地调研这些现实问题。
郑新蓉的学生也主要在教育社会学和民族教育领域进行探索，她的研究提醒着学生，永远不要忽略给那些处于边缘的人更多关怀和帮助。学生周序这么评价她，“她的厉害不在于曾经出席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并成为最早将性别平等理念带入教育领域的学者之一，不在于她身兼数职，而在于她的所有学生，从她身上都能够感悟到的一种情怀、一种胸襟、一种境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带领学生主要探索教育的性别平等，尤其关注西部贫困地区的女童发展。1995年9月，郑新蓉在全国率先开设“性别与教育”这门课程。直到今天，郑新蓉的一批学生还在关注教育的性别问题。近十年来，郑新蓉的研究转向少数民族教育，她带领学生深入我们国家的边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研究少数民族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带来的诸多教育不适应的问题。“在今天我们觉得网络覆盖了全球的时候，地处不同语言文化、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学校的孩子们，对现代信息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她带领学生关注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权利问题。郑新蓉做北京市人大代表期间，一直呼吁给北京市农民工提供学历补偿教育。“他们（农民工）当年可能因为看不到教育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而放弃了读书，可是他们一旦进城，看到读书和不读书命运不一样，教育兴趣和动机就会增强。而当他们想读书的时候，城市对他们其实是关门的。我们的城市需要有快速、免费的补偿学历的政策。”
这些年，郑新蓉研究的重点开始从孩子转向教师。她开始关注农村和少数民族教师的配置问题，她发现城镇乡村学校的师资有特别大的差异。乡村教师很多是城市就业无门又回到大山的大学生，同为80、90后的青年，也同在这个繁华时代里，不同家庭背景，就业的机会却大不一样。过去村里教学点教师全是男性，现在基本女性为主，农村籍女性在城市就业受阻以后，不得不回到村里找安稳的工作。在她看来，民族问题，贫困问题，性别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郑新蓉更加坚信，好老师要时刻记得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
“大师门”成长记
郑新蓉对学生有严格的“素质”要求。第一个是身体好。因为科研需求，团队经常深入到全国最艰难最贫困的山区。“所有的乡村教育，你不走进它、不亲眼看到它，不在那里待一段时间，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做学问的过程当中，哪个学生下去待的时间最长，待住了，甚至跟当地人打成一片，她\他就能做成好的论文。”一位去年毕业的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三、四次深入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寨子里后做出来的。在大山深处做调查时，郑新蓉鼓励学生，“谁能爬到山顶看教学点，谁就能够来继续读教育社会学。”更多的时候，郑新蓉是为学生的成长而感动和自豪。郑新蓉谈到她有一个北京籍女学生，初次调研住到农村教学点老师家里，第二天起床看到尿桶直接浇到菜地里去，特别吃惊，她完全不知道菜是粪便浇出来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深入中国社会的实际。她要求学生做学问的时候，先看看发生了什么，思考发生这些事情的“事理”，在“事理”的基础上，再来看“学理”，即什么样的理论能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不要拿抽象的概念去简单地套用中国的现实。
谈起对学生的培养，郑新蓉动情地说，“我们疼爱学生如同自己孩子，但整个大的社会甚至是整个大的世界，是不会随着我的爱心、我的仁慈而庇护我们的年轻人。我常说，风雨不怜打鱼人。另一方面，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相信年轻人，他们应当有更美好的未来，也应当加倍的努力。”
多年来，郑新蓉的学生团队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帮助氛围，这与郑新蓉的有意培养有关。“在我的团队，我始终希望，上一年级的是下一年级的榜样。你到什么年级，你在这个团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年稚嫩的学生变成师姐后，给师弟师妹交代各项工作的时候，怎么与机构和相关人员打交道，怎么准备访谈的提纲，讲起来都是自信满满，神采飞扬。”在她看来，同学有困难的时候，没人意识到或意识到不去帮，那么教育就是失败的。有一次郑新蓉听到一个临毕业学生说，她本科来北京的时候，是一个人来到学校的，博士毕业走的时候，也没打算告诉其他同学。“我心里一下子就揪住了，我想无论如何要安排同学送，让她对北京的记忆，对师生的记忆，一定要是基于人的感情存在的。”互助、友善的关系是教育的核心，没有互助友善就没有教育。郑新蓉深知，教育需要尊重和耐心，她试图尊重每个学生个性，发现他们独特的长处，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她的学生们因为项目的原因常常成群结队，久而久之会形成相伴若干年的相互激励关系。毕业多年的同学们任何一个进步都会挂在同学群里：出了一本新书，发表了一篇文章，评了一个奖，大家彼此分享和激励，这个氛围一直存在。“一生当中，该点拨的时候有人点拨，该激励的时候有人激励，该帮扶的时候有人帮扶，我觉得可能对人的一生还是很有价值的。”
从入校到毕业，“团队”的观念一直存在学生的心中。郑新蓉现在有一个课题，就是带着兄弟院校的自己毕业多年的学生一起做，如今她们又带上了自己的学生，就这样一届一届把对教育的热爱传承下去。郑新蓉带了一百多个学生，现在大多活跃在教育界。有一个毕业的学生，第一次作为老师带自己的学生，又兴奋又紧张，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常找郑新蓉说体会到了老师当年的不容易。“教书育人是很难的，越是临近退休，对自己更多的是自省和自责。我们是在一个浮躁的年代当教师，虽然也是高歌猛进，机会多，物质的繁荣多，浮躁的东西也多。”有时郑新蓉给学生布置了任务，因为自己太过繁忙，发现了问题并没有及时的帮助学生解决；或者对于学生成长的每一步，有时盯得还是不紧，事情太多，要求自己和学生就都放松了。
在她看来，教育也是遗憾事业，很多时候，郑新蓉都是回头了再来反省自己，觉得当初如果换个方式做可能会更好。“当老师这个事业，其实就是越做到后面，越小心翼翼。因为你特别明白，教育是多么缓慢的事情，是多么触碰心灵才产生效果的事情。越年轻的时候，靠着年轻，靠着活力，就这么推着推着就走。年龄大了我们与学生的差异越大。就变得越来越敏感。当所有的学生的年龄都比自己的孩子都小很多了，他们的心事想法，时代给他们的感受，你也越来越看不见了，你也觉得教育也越来越难。”曾经有一个学生，一入学就担心以后找什么工作。郑新蓉就跟她讲，“为什么要把三年后的事情放到现在来担心呢。你一学期多读十本书，等你读完几十本书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这么焦虑了”。可是老师的努力赶不走社会带给学生的焦虑，学生就是一本书还没读完就又去想找工作的事情。“每当这时，我都觉得既无力又遗憾。”
“当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把你的所思所想分享给学生。”
郑新蓉说，“一个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把你的所思所想，锤炼过的知识分享给学生。”郑新蓉获得“2018年北京市师德先锋”称号后，一个十几年前毕业的学生说，“郑老师，你可能记不得我。但当年听了你的性别与教育的课，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有同学这样评价郑新蓉的课，“在我听过的所有大学教师的课当中，郑老师的课是另一种风致的、如诗般的课。在课堂上，即便是在她成段地背诵马克思著作中的原话时，即便是在她痛斥当前教育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现象时，她也感动着自己，感动着听课的我们。”课堂上的学生，虽然有人听不懂，有人不专心，但郑新蓉的风采依然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学生。有的学生或许已不记得课程的内容，但是老师讲课的热情也激励着他们。
三十多年前刚刚留校，郑新蓉讲授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选》。在她以后的研究中，她也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基础。“学校是培养和引领未来新人的地方，不是社会需要什么，学校就给什么。学校的人应该走在社会的前列，引领社会。我读书的时候，顾明远先生做我们教育系的主任，他说：‘你们以后就是中国的教育家。你们怎么样，中国的教育就会怎么样。’我也是这样对学生讲的：‘你们中多数人今后都将成为在教学生产和知识传播领域里工作的人，所以说，当前你们的学习，不仅关乎当下你们的成长，也关乎教师的成长，甚至包括今后教育学术界开什么花，长什么果，这都和你们有关。你们怎么样，可能学术的方向就会怎么样。’”
九十年代中期，郑新蓉开设的新课程是《性别与教育》。这门课让师大的女生了解到原来性别确实会阻碍女生的一些发展，让女生们学会更好的与男性共处。2011年，她主持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北师大女教授讲堂》课程，“北师大有那么多精彩的女教授，她们散在各个学科，我就想把她们都拢在一起。让她们特有的智慧，豁达，坚定给年轻的女学生树立榜样。我自己也在这门课里得到了滋养。遗憾的是，我们最想将这门课面向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但是一直没有开成。”直到现在谈到这门课，郑新蓉都热情满满。她说，“当前这种‘知识分子走技术化路线、研究领域越来越狭隘’的现象，并不完全是学科分化的结果，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在当前的一种表现。我国的学者曾经非常热情地拥抱科学、理性和自由，但人们后来却越来越发现，对科学和理性的过分强调和不恰当的认识，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功利化、狭隘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学术研究被物欲所垄断，这时候我们才猛然发现：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现象，原来就悄无声息地在我们身边产生。学术思考被研究技术异化，研究者本人被研究工具异化，我们心中原有的理想反而被踩在脚下。”
当郑新蓉提到她主持的《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论》课程时，感触无限：“朱红文老师，连续五年担当我这门课人文科学方法的老师，他在课堂上神采飞扬，侃侃而谈。很多次想请他吃饭，但是一直未成。一次下课我说请你吃饭吧，他说下次吧。十分钟后我们却在教授餐厅碰面，彼此相视而笑。”
回望在北师大的岁月，郑新蓉在教育学的田野里已耕耘了40个春秋冬夏。这40年，她师从名师，到耕耘教坛，培养学生，也获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北师大优秀的人有很多，我跟他们一比差距还很大。”对此，郑新蓉唯愿自己能在未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