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1929 年10 月14 日出生，江苏江阴人，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等。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91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是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创始人之一，多次担任国家及教育部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70 年来，始终坚持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宏大视野勤勉治学、积极探索，在教育理论建设方面卓有建树，对教育实践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今年教师节当天，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期间，在教育界耕耘数十载、今年已89岁高龄的教育大家、自称“教育老兵”的顾明远先生，接受了《神州学人》的专访。作为一名早年留苏的留学老前辈，讲起自己的留学故事如数家珍；而对于留学教育，对于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教育现代化，乃至如今年轻一代的海归教师，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留学苏联
1954年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晚会，中为顾明远
1951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什刹海游泳池去游泳。正在兴头上，忽就有人叫我，说学校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赶快赶到学校，党总支李传信书记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他开始只是和我聊起家常，然后问我，如果派你到远方去较长时间，你有什么困难？我当时以为组织上要调我出去工作，因为我们班上已调走了好几个同学，有的到团中央，有的到公安局，有的去参军。当时西藏刚解放，很缺干部。所以一听说要调我到远方去好几年，我想一定是要到西藏去。我当时表示，我没有什么困难，家里就只有一位老母亲，没有工作，但是我的舅舅会照顾她。
这样等了好几天。一天系里忽然通知我，让我到燕京大学去报到，参加留学考试。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事情。
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所有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留学生纷纷上前去敬酒，我们也去了。总理问我们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教育专业。他对旁边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说：“这是你的干部。”宴会后，周总理还和同学们跳了一会儿舞。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1951年8月下旬，正是莫斯科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一行300多名中华学子怀着向往、憧憬的心情，经过10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来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心脏，每个人都激动万分。汽车把我们拉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在那里修整和等待分配到全国各所学校。
两天以后，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分配到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校长基列耶夫来接我们，一路上这位校长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路边的名胜和建筑，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听不懂他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友好和热情。
后来我们才知道，基列耶夫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和活动家，在战争年代他曾担任过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长，当时任联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领导者，不苟言笑，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却十分亲切和关怀。他不定期地找我们去座谈，问我们的学习，问我们的生活，问我们有些什么困难和要求。校长接待日，他的办公室外面总是排着队，教师等着去见他。但如果我们去了，他总是优先接待我们。基列耶夫校长亲切而又严肃的形象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入校的第一天，基列耶夫校长把我们接到离学校最近的一座宿舍，坐落在乌萨乔夫街，离学校有两站汽车的路程。然后他派了一名研究生日尼亚与我们住在一起，又派了一名朝鲜研究生来做我们的翻译。其实这位朝鲜研究生（他叫金松基）也不会汉语，但认识汉字。于是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第一个月就是他带着我们去办理各种入学手续，陪着我们到商店购买食品。从此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活。
大学时代的顾明远（左二）
莫斯科红场的中国留学生，左三为王文宁，左四为顾明远，左五为周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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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任务，中国共产党就派出一些革命烈士和干部的子弟到苏联学习。新中国刚刚建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需要建设人才。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国家对留学生的派送，基本面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高瞻远瞩，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这项工作被纳入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中央设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每年的选派人数、专业都由周总理亲自审批。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中国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8310人，占派出总数的78%。同时，还派出大量的在职人员到苏联参观实习。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直航飞机，留学生都是坐火车去，每批都有几百人，一拉就是一个专列。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一专列一专列奔向苏联。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特有的50年代留苏热。同时，大量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中国，帮助开展教育、科研和中国的经济建设。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系，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方法，甚至包括体育比赛的时间安排，都对新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于派到苏联去的留学生，当时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第一，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学习任务，要加强自身修养，努力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身体健康、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
第二，要严格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尊重其风俗习惯，做到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度一致。
第三，要严肃纪律。要严格执行我使馆关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定和制度，认真执行向使馆请示报告制度，自觉用组织纪律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
第四，要热爱专业，刻苦钻研。
第五，要努力适应所在国的生活方式和所在学校的学习环境。
第六，要加强同本国同学的紧密团结、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苦学俄语
1955 年顾明远在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宿舍前
由于在国内没有学过俄语，因此第一步要过语言关。学校派了一名俄语系的研究生雅可夫斯基来教我们俄语。雅可夫斯基是一名很有经验的中学教师，正在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1955年曾被派到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来教过书。他对我们实行的教学方法很特别。第一个星期让我们背诵看图识字上的单词。看图识字本来是儿童的读物，上面有桌椅板凳等各种用具的名称，也有萝卜白菜等各种蔬菜的名词，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动词。每天要背100多个单词，一个星期要把看图识字上的上千个单词都记熟，让我们初步熟悉了俄语的语言环境，积累一批最基本的词汇。第二个星期就让我们阅读《联共党史》课本。第一天先读一小段，他领着我们读，完全是用俄语向我们解释。第二天读一大段。半年时间居然把《联共党史》啃了一大半。当时学习之苦是可以想象的。《联共党史》的一小段就能让我们啃上一整天。唯一的方法就是死记硬背，把单词尽量背下来。可是常常记住了又忘记了，所以不得不反复练习，以致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问题。日子长了，记的单词多了，语言也就熟练起来。另外，多亏我从国内带去了一本俄汉小词典，否则学习更是无从入手。
由此想到，记忆是学习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常常反对死记硬背，指的是学习知识要重理解，要消化，要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但有时必须强记死记，特别是学习外语，只有熟记大量词汇才有利于闯过语言关。我国外语教学效果欠佳，原因之一就是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太少。重语法，不重词汇量的积累，外语永远过不了关。
顾明远留苏期间所作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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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迄今已有130年的历史，是俄罗斯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时也是第一所师范类综合大学。它的前身是莫斯科女子高等专修学校，成立于1872年。1918年改建为国立莫斯科第二大学。1930年更名为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1941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该校被命名为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90年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改建为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简称“莫师大”）。莫师大是培养师范人才和进行教育科研的主要基地，共设有18个系、104个教研室、11个科研实验室、高等学校教学法和心理学科学研究所、教师进修学院、预科部及其他部门。莫师大设有29个博士和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二。
艰苦的学习生涯
与同学参加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第一排右三为顾明远
在苏联的学习是很艰苦的。进入正常的跟班学习以后，头两年上课时还是像坐飞机，昏昏沉沉，似懂非懂。老师讲课从来不按照课本讲，也不指定看什么课本，只布置你看原著。课堂上的笔记记不下来，就靠课后抄苏联同学的笔记。苏联同学对我们非常友好，共青团支部专门派两名团员帮助我们。其中一名叫娜基娅·雪淑娃，她热情、稳重，虽然年龄比我小，却像大姐姐那样照顾我。抄笔记，不是我照着她的笔记抄，而是她念给我听，有时还给我解释。有了她的帮助，我才几乎每门功课都获得优秀的成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回国以后还经常和她通信，直到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我两次去苏联，总想找到她，但终未如愿。我祝福她健康、幸福。
苏联的大学教学非常重视原著的学习和课堂讨论，称为习明纳尔。所谓习明纳尔，就是早在课前就某个问题阅读老师指定的书目，到课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往往要点名发言，也可以自己请求发言。如果没有准备好，最好上课一开始就说明，老师就不会点到你的名。否则点到名而发不好言，不仅很难堪，而且会得到一个极不好的分数。政治理论课有6学年的课程：两年联共党史、两年政治经济学、两年哲学。除了《联共党史》有联共中央编的课本外，其他都没有固定的课本，老师只布置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许多原著。遇上联共（后来改为苏共）召开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发布重要的决议文件，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就停下来，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习文件。每个星期都有习明纳尔，尤其到了高年级，每周都有3次至5次。
这种学习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很艰苦的，苏联同学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也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而且发言总是必要的，否则这门课你就没有平时成绩。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加班加点。从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认真阅读原著是我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现在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还常常得力于当年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的原著。
当时考试都采取口试的办法。每门课要考一整天。一个学期如果要考4门课，则连复习带考试要花三四个星期。考试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头一批5名学生进考场，抽考试题，准备几分钟，先由一位同学答考，老师围绕着考题提问，当场给分。每名考生大约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因此30多名同学要考10多个小时。考到后来，老师都疲惫不堪。据说有一次同学回答问题时，老师睡着了，醒过来糊里糊涂就打个好分数。所以有些功课不太好的同学总爱磨蹭到最后几名进考场，那时不仅可以打听前面的同学抽了什么题，如何答才能得到好分，而且老师考累了，也懒得提问，容易蒙混过关。我总愿意第一批进去考，往往一夜不睡觉，把书最后看一遍，一早进考场，考完回去睡大觉。
当时的中央领导非常关心留苏学生，他们到莫斯科来访问总要看望留学生并讲话，毛泽东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就发表了“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著名讲话，可惜那年我已经回国了。我在莫斯科时李富春副总理在大使馆召见我们并讲话。他们关心我们，包括我们的思想状况、专业选择和学习要求。刘少奇对大家说：“你们一个人的生活费和学费，需要国内17个工农生产的东西供应。”这说的是实情，当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对留学生的待遇却非常优厚，不仅所有费用全部由国家支付，书本之类学习用品由公家发，服装鞋帽统一制作，而且每人还配一大一小的皮箱。可见当时中央领导对人才的渴求。
1953 年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同学合影，前排右三为顾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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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中国驻苏联使馆发现留学生健康状况很成问题，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患有头疼、神经衰弱、肠胃不适、关节炎和心脏病等各类疾病。到东欧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也有类似情况。原因是中国学生为了取得好成绩，学习强度很大，有的一天学习超过14 个小时，而休息少、锻炼少，加上不适应国外生活，营养也跟不上。为了改变这个状况，有关部门专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以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留苏学生每个月发助学金，方式是苏方先给发，两国政府再结算，双方各承担一半。开始时每个月是500 旧卢布。后来考虑到学生的健康，经过国务院外办的批准，再给每人增加100 旧卢布。为了不惊动苏联，这笔钱就直接由使馆发放。这让留学生们非常感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实习
1984年，顾明远（右）作为高教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
苏联师范教育很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和教育专业理论的学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结合。各系课程除学科专业课外，教育专业课程有4门，即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教育史。我们教育系的培养目标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和小学教师。因此很重视宽广的基础知识，如课程中有解剖学、生理学、儿童文学、苏联文学、世界史等课程。
苏联师范教育很重视教育见习和实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同学到中小学去听老师的课，然后与老师一起讲评。教育实习分两次，一次在三年级，到初中实习6周；一次在四年级，到高中实习8周。我们教育系的学生则到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去实习。苏联中小学的暑假特别长，有3个月。但其中一个月学生要参加夏令营。大学放假2个月，但师范生在二年级暑假提前一个月放假，这一个月就是让师范生到夏令营去实习，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当时我们也很想去当辅导员，但因为我们是外国留学生，不是他们的共青团员，不能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学校可以组织我们去参观，在那里住一天，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
夏令营建在森林边上，河流的近旁，风景优美，空气新鲜。有的是单独为少先队建的，有的则与共青团的夏令营合在一起。夏令营生活以活动为主，如访问革命胜地、参加农场劳动、游泳、爬山、开专题队会等，都是学生自己组织，自己活动，只有少数老师（主要是师范大学的学生）作为辅导员加以指导，同时保证优良的后勤工作。在夏令营中你可以看到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在这一个月中学生既过着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又锻炼了自己的生活能力。
我留学的这段时间正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学校里有很多国家的留学生，我们班就有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的同学。第一、二年宿舍里住的是朝鲜、蒙古的留学生，第三、四年住的是民主德国、匈牙利的留学生。我们友好相处，正如一个国际大家庭。
苏联百姓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特别是我们刚到苏联的1951年，中国志愿军把美国人打回了“三八”线。苏联老百姓把我们留学生当英雄看待，处处给我们最优惠的待遇，例如购买电影票可以免排长队。当时学校旁边有一个俱乐部，我们常去那里看电影。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一有新电影，就给我们中国留学生最好的座位。这5年真正享受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1951年8月到1956年7月，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留学生在苏联生活了整整5年，这是一个在中苏合作时期，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难得和重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