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作为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以解读古埃及的文字文献为基础,全面研究古埃及历史、宗教、艺术、建筑以及科技等。埃及学的诞生以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为标志。此后,古埃及石刻、壁画、雕刻、文书上的秘密逐步揭开,人们得以触碰遥远但真实的古埃及文明。
近几十年以来,更多学科开始介入埃及学,交叉研究兴盛不衰。中国与埃及都属于文明古国,对人类早期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埃及学与汉学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
人们通常把埃及学的产生归功于商博良的天赋和勤奋。商博良的确堪称语言天才,他不仅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而且通晓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科普特语等东方语言,甚至养成了使用科普特语写日记的习惯。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埃及人借用了希腊字母,同时也沿用了埃及世俗体中的6个字符记录希腊文中没有的音素。因此,科普特语对于研究古埃及语,尤其是破译古埃及文字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地看,商博良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试想,如果没有罗塞塔石碑上的多语对照碑文,他不可能破译古埃及文字;若没有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法国学者德·萨西、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和瑞典学者阿克布拉德等人奠定的基础,商博良在埃及学研究上的成功恐怕也无从谈起。
同时,随着国际学界对汉学和埃及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比较文字学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发现商博良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商博良所了解的汉语汉字知识,也对他成功破译古埃及文字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洲汉学的建立和发展助力了埃及学的诞生。
在商博良之前,欧洲汉学已有长久发展。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为当时的欧洲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口。1669年,英国建筑师约翰·韦布出版《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是西方较早广泛论述中国语言的著作,将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随着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逐步深入,18世纪以降,欧洲开始出现了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
虽然那一时期的欧洲学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知逐渐丰富起来,但他们普遍认为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同为图画文字,直接通过图画符号表达思想和概念,因此不与口头语音发生联系。直到19世纪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后,这一认知才开始改变。
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由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主持。它的设立,标志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
雷慕沙和商博良同为德·萨西的学生,他刻苦钻研汉语,先后出版了《汉文简要》和《汉文启蒙》等著作,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反切”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汉字注音方法,采用“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原则。欧洲人曾将“反切”的原则错误理解为“元音+辅音”,即第一个字取元音、第二个字取辅音。直到雷慕沙在《汉文简要》中以“可汗”一词为例,才对“反切”进行了第一次准确介绍。这也让商博良认识到,既然汉字可以表音,那么古埃及文字也很可能如此。
长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的视野中,古埃及文字具有的图画特点令很多研究者产生了误判,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字隐藏着祭司的神秘智慧。商博良在对汉语的研究中意识到,古埃及文字研究需要摆脱以往那种象征性、隐喻性的解读模式。
商博良通过罗塞塔石碑上托勒密名字的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的对比,来识别特定字符的音值,很快就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这使他意识到古埃及文字实际上记录了古埃及人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的象征神秘智慧的符号。后来,商博良又陆续读出了克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凯撒等人的名字,从而发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匙——“表音”。
雷慕沙对中文的“形声”概念也做了详细介绍,指出以形声方式构成的汉字的数量占据汉字总数的一大半。“形声”这一概念,也使商博良进一步认识到汉字的表音特性,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如此丰富,使商博良对古埃及文字可以表音的认识更为坚定和明确。
1822年,商博良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公开了他对古埃及文字的新发现。1824年,商博良在《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一书中指出,古埃及文字的“表音”远比他最初推测的更为广泛,古埃及文字的表音不是辅助而是核心,是整个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
商博良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知识的诸多方面。他在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有60余处提及中国,涉及“六书”(即汉字构成和使用的6种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与“三才”(指天、地、人)等概念。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对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的异同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汉语词汇的分类,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之际,回顾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程,我们发现,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暨埃及学的诞生,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2022年12月20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