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推动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入。坚持唯物史观与坚定历史自信密不可分。唯物史观在新时代实现了新的深化和拓展，让我们的历史自信更加坚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必须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把握大势。
唯物史观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为坚定历史自信奠定学术基础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历史很重要，如何认识历史更重要。100多年来，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丰硕，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接续努力，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所具有的开创性、民族性、广泛性特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坚定历史自信奠定了学术基础。
开创性。唯物史观对于百年前的中国史学界来说是新事物。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建设上，二是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结合上。代表理论建设的开创性著作是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这本专著论述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等内容，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构建史学理论的最初尝试。代表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结合的开创性著作是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写道：“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在这两部著作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崭露头角，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锻炼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涌现。
民族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的逻辑阐述了对民族前途的信心。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写道：“自从民族抗战开始以后，中国的历史又走上一个变革的过程……中国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化，直接是使中华民族跃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一胜利之获得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胡绳在同年7月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中也写道：“当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实践……在抗战中我们是更清楚地了解了，用怎样的战略战术才能最有效地消耗敌军力量，加强自己军力而最后击退敌军”。正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正确运用历史思维，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
广泛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越来越深入群众，体现出广泛性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相继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探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的大量发表，引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50年代关于中国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反思中走向进取，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史学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4年，党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概论、中外历史及各种专史方面产出更多重量级成果，也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更大范围得到广泛传播。
唯物史观推动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入，为坚定历史自信奠定群众基础
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下，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陆续出版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通史的著作。这些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撰的学术著作，推动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持续走向深入，逐步坚定历史自信。
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在1934年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开创性著作。邓初民在1940年、1942年先后出版的《社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社会史教程》，曾作为高校教材，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产生重大影响。1947年侯外庐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富有创造性的著作，具有标志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方面又推出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在通史方面，1941年、1948年，吕振羽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册，作者说此书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该书的特点是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按照社会形态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阐明中国历史螺旋式的发展特点。翦伯赞在1943年、1946年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第二卷秦汉史，作者运用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环境加以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编撰中国通史成为热潮。举其要者，有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前三册、范文澜和蔡美彪主编的10卷本《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等。其中，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规模宏大、体例新颖、古今贯通，堪称传世巨著。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编撰的这些社会史、通史著作，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多方面的深入认识：第一，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千年来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第二，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曾经有许多部落、部族、民族生息繁衍，经过千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第三，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虽然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的奋起反抗屡遭失败，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四，人类的历史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第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六，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的中国人民坚定历史自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唯物史观在新时代实现了新的深化和拓展，为坚定历史自信奠定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也是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人类认识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新时代实现了新的深化和拓展，为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坚信党和人民必将用新的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兹举两例，以概其余。
一是提出“坚持人民至上”。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自己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相信人民群众和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是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民至上”，将中国共产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思想传统和百年实践提高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高度，成为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二是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司马迁的《史记》是最早记述统一多民族国家面貌的伟大著作，这一历史撰述传统对后世历代正史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以降历朝历代的民族关系中，历史文化认同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显示出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土、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浇灌中华文明、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共同谱写中国历史的特点。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必然有伟大的精神力量来维系和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历史中传承发展的结果，也是唯物史观自身发展的表现。
从提出“坚持人民至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唯物史观的最新发展，更能认识到蕴含在中国人民中的磅礴伟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是我们坚定历史自信、坚信党和人民必将用新的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理论基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