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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报】以人民视角谱写新时代中国故事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

        近日,当代舞剧《冼星海》在国家大剧院的第二轮演出圆满落幕。谈到创作初衷,本剧导演、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说,最打动他的,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思考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创作出饱蘸深情的《中国狂想曲》,“冼星海之所以是冼星海,是因为他始终为大多数人,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创作”。


 

  新时代以来,肖向荣参与并执导了许多重要的国家级文艺演出活动,如担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活动总导演、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核心主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群众游行活动总导演等。参与这些重要文艺演出的过程中,肖向荣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现代的语言讲述过去的故事,用创新的形式记录时代和人民的面貌,用更真挚的情感,更诗意地谱写新时代的“情景史诗”。

 

  中国艺术报:您多次参与并执导党和国家的重要文艺演出活动,在这些重大题材主题创作中,您最关注什么、最想表达什么?面对庞杂的史料、丰富的素材,您如何寻找创作的切入口?

 

  肖向荣:过去我们的一些文艺演出往往更注重技术,用一些科技手段、华丽的灯光舞美来烘托舞台效果,带给观众一些感官刺激、视听享受,而今天我们的文艺演出活动中,为人民创作的主旨更加鲜明,尤其是在国家级重要文艺演出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史诗创作方向。具体的实践中,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史诗的框架之下,充分表现平凡又鲜活、具有无穷生命力的个体老百姓形象。

 

  这个创作的切入口就是人民视角。如果说“人民”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那么我在创作中更愿意把它具象为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今天的中国人的视角。比如2019年,在策划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群众游行活动时,我的创作视角就是“谁的故事谁来讲”,农民的故事农民来讲、工人的故事工人来讲、学生的故事学生来讲,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骑着车就过来了,广场舞大妈也热热闹闹地上场了。我们把这些普通老百姓作为当代人的社会身份彰显出来,让每个人的故事更加清晰、可信。

 

  中国艺术报:在这些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中,您一直很注重温情的表达。比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活动中,大会正式开始之前,设置了暖场环节,并选取《唱支山歌给党听》作为开场曲目。

 

  肖向荣:是的,我觉得以情动人是很重要的。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群众游行活动时,我们用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我们选择《唱支山歌给党听》,实际上就是想用最纯真的方式向党告白。呈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通过无伴奏的合唱,用最纯净的声音表达对党最质朴的情感。刚开始我们创作了好几个气势磅礴的版本,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无伴奏版本,因为它有一种细致入微、春风拂面的效果。我们希望对党的感情是不带任何杂质、非常纯粹的,而只有最单纯的元素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如果用我们原来那种混声合唱的版本,实际上就回到了音乐厅的范畴。近年来,学界广泛探讨广场艺术,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文化行为,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发生在音乐厅或者剧院里的文艺作品,而是一种体量更大、更接地气的文化行为,因此在创作时我们必须更加慎重地考虑哪一种声音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期望和心声。

 

  中国艺术报:您参与执导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是继《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奋斗吧中华儿女》等大型文艺演出之后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到“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哪些探索?

 

  肖向荣:以前我们用“音乐舞蹈史诗”来定义这类作品,直到《伟大征程》,我们改成了“情景史诗”,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在外部层面,过去十年里,随着经济社会、科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我们与世界联系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观众获得文艺信息的渠道和手段极大地丰富,这就促使我们改变了讲故事的方式。面对波澜壮阔的党的百年历史,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用几段舞蹈、几首歌曲将它串联起来,必须“突出重围”,找到全新的、能承载这个时代信息容量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是艺术的自觉,当前的艺术创作正在发生整体艺术、系统艺术的转变,一个好的作品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视觉或听觉呈现,它在向影像、乐舞一体的方向发展。《伟大征程》就是站在整体艺术观的角度,把音乐、舞蹈、影像、戏剧以及各种科技手段、多媒体手段融合起来,呈现一种历史与现实、影像与现场、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情景史诗”形态。

 

  中国艺术报:《伟大征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年的奋斗征程,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请结合您执导的第三篇章内容,谈谈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并赋予其当代意义。

 

  肖向荣:第三篇章《激流勇进》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故事。其实离我们越近的故事越难写,我不想把自己拘泥在某个具体的事件或场景中,我想用一种更浪漫、更有想象力的方式来讲述改革开放。于是我用色块来表现各个主题,比如一开始的舞蹈《春潮澎湃》和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让画面从一片绿油油的麦浪开始,然后逐渐转为蓝色的海浪,用大潮的声音衬托这些绿色的舞者,同时用影像让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恢复高考后发布的一个又一个重要文件在大潮中奔涌而出,以一种大写意的方式唤醒一代人的记忆。即使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也能感受到勃勃的生机,被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感动,我希望这种形式能很好地把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带进我营造的情景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景舞蹈《党旗在我心中》。在千呼万唤、千万只手的托举中,一面党旗像旭日一样在人群中缓缓升起,凝聚起所有的温暖和力量,象征着“哪里有党旗、哪里就有希望”。最开始设计这个环节时,导演组认为,鸟巢那么大,只有一面党旗很难呈现出激动人心的效果,但我一直坚持,就只要一面党旗。我们不断调整,光音乐就做了不下十稿,我说,“只能有一面党旗,而且它不是作为一个符号、一种仪式出现,它是要真正在人民心中出现”。正式演出那天,下着暴雨,一面湿漉漉的党旗从人群中升起来,水珠在抖动,全场几万名观众一起高喊“中国加油”,所有人紧紧地簇拥在党旗周围,成为一个经典的画面。

 

  中国艺术报:早在2007年,您就以冼星海、光未然合作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为故事背景,创作了现实题材独舞作品《长河吟》,并获得当年的文华奖编创一等奖。和《长河吟》相比,舞剧《冼星海》有哪些不同?在塑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方面,有哪些独特的视角?

 

  肖向荣:关于冼星海,以前的作品更多地集中在某个具体的事件中,比如他是如何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的。舞剧《冼星海》,是想用一种更现代的语言呈现这位人民音乐家波澜壮阔的一生,让更多人了解他以前是什么人、后来为什么去了苏联、如何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想把冼星海塑造成一个遥不可及的英雄,我希望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亲切。首先他是个儿子,我们就写他和母亲的关系;他是在海边的劳工背上长大的孩子,这奠定了他为穷苦人创作的基调,我们就表现他在海边的成长;后来在延安、在莫斯科他又成了一名战士,我们把历史文献的记载、艺术的想象和今天的情绪勾连起来,用大约9分钟的时间呈现了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场音乐会。我们没有一个场景是特别写实的,而是用一种强烈的抒情方式,不断挖掘冼星海的心灵是如何变化的,力求把他澎湃的创作激情和能量表现出来。

 

  中国艺术报:作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您也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获评2021全国“最美教师”。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推广美育工程,发起了如“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等项目,请谈谈您对美育工作的理解。

 

  肖向荣:美育对我来说就是“美的觉醒”。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不是要给学生灌输美的知识,而是要引导他们参与实践、切身感受美,唤醒和培养他们对美的意识。去年我发起了“电影下乡”项目,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因为它是一门多维度的综合艺术。在贵州遵义的苟坝小学,我们给学生放映了电影《1921》,和孩子们交流互动时,我感受到他们都有很强的艺术感受力,也有强烈的艺术追求。放映现场,有一个小姑娘一直坚持到最后,她说,“拍电影不容易,我得看到字幕放完”。我觉得这就是孩子们对艺术作品最质朴的理解与尊重。

 

  我期待通过这些优秀的电影,在我们的青少年当中播撒美的种子,唤醒他们美的本能。我们的美育不是让所有人都要成为艺术家,而是启迪更多人热爱生活,对生活多一些想象力。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我希望他们多多走出校园,到人民中去,去体验真正的社会生活,不断贴近美的源泉、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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