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一直致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与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化研究，并从文化反思、文化再生、文化自觉等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中国文化通史》共分十卷，包括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和民国卷，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龚书铎先生担任名誉总主编，郑师渠教授担任总主编。全书共计540万字，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初版，后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两次。该丛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是一部认识、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升温，中国文化研究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开始关注整体意义的中国文化回顾与探究，这也成为本书的编著缘起。《中国文化通史》编纂项目1995年正式起动，当时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愈益受到普遍关注，人们意识到，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和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丛书编纂者以学术回应时代命题，全书在深入反思和总结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博采众长并推陈出新：纵向上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凸显中国文化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横向上注重时代精神对文化现象的整合，同时注意到文化的层次和空间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好地体现了文化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各卷既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更着力凸显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避免了虚无主义和民族虚骄情绪，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历史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中国文化通史》一方面为专业研究者搭建学术平台，为进一步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文化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全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由龚书铎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文化发展史》是另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华民族数千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交互推进历程的通史。全书分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晚清卷和民国卷，八卷中均涉及有关文化史的十个层面的内容，即社会与文化、地域文化、思想变迁与文化、学术流变与文化、教育与文化、分层文化、宗教与文化、科学技术与文化、文化交流与文化辐射、文学艺术与文化。各卷根据各自时段内特点围绕多元文化的渊源与趋同、经学的独尊、文化碰撞与融合、大一统下的开放文化、理学及其文化形态、向传统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现代文化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缜密的构思、翔实的内容，整体把握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了中华文化的丰厚底蕴，充分揭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文化发展历程，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准备。该书出版后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先后荣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除主持编纂《中国文化通史》《中国文化发展史》丛书之外，龚书铎先生还主编了《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该书为当时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龚书铎先生还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编写了“马工程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本科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不仅承担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还肩负着国民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该教材旨在帮助读者认识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以此坚定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决心。此外，由龚书铎先生、李侃先生等主编的本科生教材《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四版）还荣获“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些教材的撰写也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了有力的话语支撑。
与此同时，张昭军教授、孙燕京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教材于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2013年入选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该书编写历时4年，全书分为9章（包括传统与求变、中西体用之间、戊戌新文化、清末十年的文化变局、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共计47万字，是目前为止国内第一部系统阐释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专题性高校教材。该书尤其在什么是文化史、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学术风格与论述模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所说，作为目前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著作，或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来说，确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和贡献。此外，关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代表性论文还有李帆教授的《“文化形态史观”的东渐——战国策派与汤因比》（《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张昭军教授的《文化史研究再出发——新时期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云南大学学报》2015年6期）、《新时期三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收入《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中华书局2010年版）、《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这些成果也都为中国文化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结尾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经过几辈学人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与中国文化研究逐步成长为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重镇。伴随着中国学术国际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师大中国近代文化研究暨中国文化研究将继续为国家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发挥重要的学术支撑与高校智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