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上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揭牌仪式的实况报道和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我想，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会和我一样，倍感振奋。其原因有二：一是总书记再一次强调了历史及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又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二是同时高度评价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贡献。他说：“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史学与史学工作者的高度评价与亲切问候，令人深感与有光荣焉。

习总书记在许多不同场合都曾反复强调要重视学习中国历史。他高瞻远瞩，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我们今天在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创新进取，永葆青春活力的活水源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和不可多得的资源。2015年他在致济南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说道：“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我以为，要理解习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贺信的深意，还需结合此前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曾说道：“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久，在另一处讲话中，他又将坚持文化自信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提出了一个十分精辟和重要的见解，即关于历史的“认知与运用”的观点。他强调说:“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这里有双层含义:其一，中国人的自信与定力，说到底，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其二，历史的“认知”当与“运用”相统一。所谓“认知”，是指研究历史及由此获得的正确的历史知识。所谓“运用”，则是指对于历史的借鉴，以及经由现代性转换，实现历史资源的内在超越，以助益于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发展。理解了这一点，读其贺信，意义愈见显豁。贺信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就是说，史学研究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活水源头即深厚的历史资源，是更好地滋养和助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桥梁与中介。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长期以来多讳言史学研究的“运用”，而更多钟情于学术研究的超然与纯粹。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经世致用”恰恰是中国学术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严格说来，任何学术的发生都是应乎社会的需求，无论此种需求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与社会历史发展全然无涉的所谓“超然与纯粹”的学术，是难以存活的。当然，史学是研究过往的历史，其所谓“经世致用”有自身的规律，不能简单化。总书记的鲜明论述，显然有助于开阔史学工作者的视野。上述他关于历史的“认知”与“运用”相统一的重要见解，在贺信中得到了进一步展开，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向，乃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史学研究愈是深入发展，此种历史的“运用”就愈加有力；换言之，历史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史学研究科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之上，它必须与急功近利、影射史学等等非理性的倾向划清界限。也惟其如此，他在信中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切，明确提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他还希望史学工作者能不断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要言之，学习总书记的贺信，除了深感振奋外，作为史学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也变得更加明确了。

对总书记贺信精神的学习还有待深入，至于如何具体贯彻贺信精神，更是任重道远。我想提出以下三点：

其一，要增强自豪感、使命感与责任感。在商潮滚滚、人多功利的当下，治史之艰难与寂寞，不仅令许多正在选择未来职业的青年人，视史学专业为畏途；而且许多史学工作者自己也未免有失落之感。故“历史究竟有何用”的设问，终挥之不去。所谓“无用之用，其用大矣”的回答，毕竟显得底气不足。现在习总书记高度评价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贡献，不仅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在强调“历史认知与运用”相统一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足见：历史之用固是大矣，但绝非“无用之用”。历史乃民族的根，治史更为强国的重器。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本身即反映中央的战略远见。我们史学工作者当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增强自豪感、使命感与责任感，勤于治学，努力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多出学术精品。

其二，史学研究的发展既需要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学界力量的协同整合与多学科的融合。习总书记不仅提出要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的融合发展；而且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是国内史学研究之重镇，中国史学科被评为国际一流学科。但是，如何依总书记高水平要求，在建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特色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包括教师队伍、科学研究、教材与课程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等方面在内的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作出长远规划。对于一所高校来说，这不完全都是历史学科自身的事，在这方面，也希望学校主管部门尊重历史学科发展的规律，在进人与业绩评价诸多方面，为之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其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除了要进一步着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之外，不要忘了培养高素质的中学历史教师，这也是历史学院发展的重要特色与使命所在。兹事体大。如上所述，历史的作用固然甚伟，但其中通过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历史课教育，以养成国民的民族认同感、爱国心，却是最为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梁启超曾指出，作为国民，对于本国历史文化要有最起码的了解，这样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令‘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并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治国学杂话》）。在这过程中，中小学的国史教育又是根本。“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新史学》）“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换言之，通过国民教育体系中历史教师的工作，培育合格的国民，本身即是实现总书记所说历史认知和运用相统一的重要方面。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历史学科，我们不能轻忽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优势、特色与使命。

注：原文转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笔谈”。作者：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