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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新书节选

编者按:6月5日,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在京师学堂举行。《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以鲜活的实例、扎实的理论、丰富的史实、广阔的视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改革成功的“十个一”,讲述了中国改革成功的故事。这“十个一”从不同的侧面映射出40年改革开放的全景图。该书回答了中国改革成功的缘由和法宝,是一部探寻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最新之作。现将该书内容节选如下,以飨读者。


一种制度:人生活在制度之中


王奋斗是一个金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一天的生活常常是这样的:


早上起来,他想听听音乐,但又怕影响家人休息,于是作罢。洗漱之后,他开车上班,路上的车不少,不久遇上了红灯,只能排队等待。他有点着急,因为公司的上班时间是9点,他不能迟到。上班不久,公司宣布了新的绩效奖励制度,这对他比较有利,他有能力又勤奋。今天公司所在区域选举区人大代表,他领到了选举证,11点去投票。坐下来,他打开微信,看到同事发了提醒,网信管理里有了新规定,不能在微信里传播谣言、不雅图片等。下午两点,房屋中介给他打电话,一个租户想去看看他要出租的房子。下班后,小区业委会通知,请业主晚上开会,讨论小区车辆管理的制度。王奋斗的日常活动表明,他处于各种关系中: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道德关系等,这些关系就表现为各种制度、规则。



人都是生活在一定制度之中,即使只有两个人的交往,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和相处的原则。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由各种联系和关系构成,个人是各种关系中的人。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就会有政治国家。”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都是现实的人,我们应该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人,把握人。人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形成彼此之间一定的联系,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述到,人的自由、独立性是非常有限的,自由地互相接触、自由地互相交换要受个人生存条件的限制,个人的人身自由虽不再从属于某个雇主,但他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从属于资本。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讲了个故事,英国资本家皮尔先生听说澳大利亚的斯旺河一带有丰富的资源,比较容易发财。于是,他带了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300名工人,想跑到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可是,轮船一靠岸,工人们就四散逃走了,既然都能发财,谁还听皮尔瞎吆喝呢。可怜的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马克思一言中的,不幸的皮尔先生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到了澳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存在了,工人被雇佣的条件就消失了,工人也就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了。


制度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说,人们在制度或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生活,这些制度是遗留下来的,今天的制度是人们认可的生活方式。邓小平敏锐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一种制度:中国的制度改革解放了人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是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通俗概括。农民极为高涨的生产热情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真实感受。


我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淄博条件较好的农村。我家是一个工农结合的家庭,即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198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村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村主任(当时叫大队队长)宣布,根据上级精神,我们今天要将生产队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耕种。当时的气氛马上热烈起来了,有的人家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也有的人家担心自己家能否种好庄家。但不论怎样,分到田地的第二天,再也没有了队长出工的哨子声,天还没亮,田间早就布满了忙碌的人群。人们彼此之间甚至顾不上打招呼,只怕耽误了生产。我父亲下班回家后,随便吃点东西,就马上赶往自己的责任田。第二年麦收的时候,从人们喜气洋洋的表情,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农民的责任心、勤劳和汗水,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从家家户户蒸馒头的香味儿,就可以想象到人们的幸福感。


1985年起,农村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主要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解决国家和农民的关系。


在农村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1979年4月,中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成效是以产权制度确立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直接成效是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结果与产品分配制度直接相关。


邓小平指出,改革的“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人都是自利的,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人要生存、发展首先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需要的对象就是人的利益,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利益有关。按劳分配制度规定按劳动成果分配劳动产品,是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的制度,它直接激发了人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制度要取得效果,就必须适合人性,而不能限制人性、改变人性。


一种制度:制度改革创造美好生活


当代中国改革40年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十八大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和确立阶段,十八大后为完善和发展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是富起来的阶段,后一阶段则是强起来的阶段;前一阶段为注重效率阶段,后一阶段则是更加重视公正的阶段;前一阶段注重物的增长,后一阶段则更重视人的发展;前一阶段注重高速度发展,后一阶段则重视高质量增长;前一阶段注重做大蛋糕,后一阶段则重视分好蛋糕;前一阶段注重一部分先富起来,后一阶段则注重共同富裕。


新时代,我们要追求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当前的艰巨任务就是决胜脱贫攻坚。经过努力,成效显著。


据新华网报道:


三月初春,武陵山腹地的湘西花垣县山间,野生樱花已开始绽放,十八洞村也迎来了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游客,乡村旅游已成为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一。近年来,十八洞突出四个“精准”,因人因村施策发展脱贫致富产业。走进十八洞村,从前3.5米宽的盘山小路已升级改造成6米宽的柏油马路,村内家家门口修了石板路,户户通了自来水,农网和民居改造也已全部完成,去年又实现了网络全覆盖。


村支书龚海华告诉记者,十八洞是原生态纯苗族村,过去因山高路远、耕地面积少,村里男人娶媳妇都成了一大难事。2013年,225户中有136户贫困户,40岁以上的“光棍”就有30多人。


近年来,在精准脱贫的推动下,十八洞村依托独特的资源,因人施策发展起乡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苗绣和劳务输出五大支柱产业,到去年年底全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313元。


推动社会公正,是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消灭贫困,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民有深深的感情,对贫困群众的生活有深切的关怀,他表示要坚决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他2014年参加全国人大贵州代表团审议时说:“我这个人是有农村情结的。1969年1月份插队,老百姓帮助我,他们有什么吃的都给我送一点,谁送我一碗酸菜,我说我今天生活又改善了。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我确实是发自内心同情他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真正地为他们办实事,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


为了实现精准扶贫,2017年1月24日,农历鸡年春节来临之际,冒着滴水成冰的四九严寒,习近平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德胜村看望困难群众。他走进徐海成家,一边拿着收支单一笔一笔算账,问收成、问计划、问帮扶措施,一边安慰徐海成,说党和政府一定会持续关心像他这样的困难家庭,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实现每个人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和坚实基础,社会公正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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