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古人常常使用“大一统”一词来形容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大，指的是重视、尊重；一统，指的是天下诸侯之“统”，皆系于周天子。

《公羊传·隐公元年》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这是说王者命令上传下达，地方诸侯听命于中央，不得擅作主张。《汉书·王吉传》记载：“《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不仅天子实现了政令的上传下达，更形成了统一的思想文化。

春秋是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大一统”成为有识之士的政治理想。中国自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成为古代政治的常态。与西周分封制不同，秦汉郡县制不是靠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政治体制和统一标准。

西周曾经是居于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臣属于商的方国。周武王时期，周人灭商，然后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封藩建卫，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共主、诸侯林立的邦国统一体。它的疆域东起海滨，西到今甘肃，北达今辽宁，南到长江以南，较之以今河南中部为中心、“邦畿千里”的殷商，气象更为宏大。而它的文化影响比政治力量影响的范围更为广阔。这种情形，是旷古以来未曾有的。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掉殷纣王，在举行登临王位仪式的祭神策文中，尹逸以上天的口吻宣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天皇上天。”武王表示对上天致礼之后，尹逸又接着代天宣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在这里，武王及其大臣强调，商朝之所以失去政权，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灵上天；上天抛弃了纣王，将政权交给了英明的周武王。

武王将自己置于“天子”的地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自己的权力根源在于上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监督；一旦冒犯上天，就会被上天所抛弃。所以，周朝前期的君王都特别重视“天”的观念。一方面，把对天的祭祀当作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强调不能做坏事，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意为君主如果对权力不慎重，无论犯的罪过大小、多少，都会被上天明察，并得到报应（《尚书·康诰》）。

《尚书》等文献要求统治者时刻想到天命无常，只有行善才可以得到天命保佑，作恶则会失去天命人心。要想享有政权，就要搞好政治教令。强调天意，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君主滥用权力和防止政权腐败的作用，有利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诸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这些人主要是其他一些较强大的部落或方国的首领，其势力盘根错节，周天子奈他不得。《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说明周人宗亲足以决定大局。

诸侯与天子是臣属关系，要承担各种义务，如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和周王室的政治联系非常紧密。诸侯在所封的区域之内，亦实行分封制度。但这不是封邦建土，而是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大夫，作为采邑。大夫又把所封采邑的土地分封给士，他们可能只是拥有土地的租税权。自天子至于士，层层分封，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宝塔式统治。从长远发展看，周朝的这种统治方式对于维护领主贵族的统治，控制并开发黄河流域为主的要冲地区，行之有效。西周青铜器铭文反映出，周天子实现了对王朝的有效治理。

秦人兴于西方，他们的先祖曾做过周天子的马夫。和其他封国不同，秦人在春秋初始封为诸侯，经500余年的奋斗，其势力由西向东不断扩展，最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王朝，揭开了中国古代史新的一页。秦王朝的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较之西周要大得多，可谓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秦王朝建立后，推行郡县制、北伐匈奴、筑长城、平百越，这一系列超乎寻常的举措，威震四方。

秦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废分封设郡县；颁布秦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统一度量衡，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通过修建驰道、直道等措施，构筑起全国性的交通网。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系统，好比是秦大一统王朝的动脉和经络，为政令的传达提供便利条件。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这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的一次总结，也是一次伟大的文字改革，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秦政权急于求成，激化了社会矛盾，致使短命而亡。

周秦之际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社会转型。西周至秦，政治体制上由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逐渐转变为军功授爵制度，同时地方制度上则从封邦建国制转变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周制和秦制，既有差别，又有一脉相承之处，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

原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9月12日第07版；作者李凯，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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