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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魏书亮:传承中华优秀师道传统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应有之义

教育家精神吸收借鉴了中国千百年来历代教育家的精神品质,它立足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特殊历史使命,把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要求提到了全新的高度,为我们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准确领会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可以从中华文明悠久的“师道”传统中汲取营养。


中华优秀师道倡导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唐代教育家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因道存,道以师传,这是师、道合一而论的根本前提。古代典籍有很多关于尊师的论述,如“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也有很多关于尊师的事迹记载,如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杨时“程门立雪”等。“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邓小平同志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改革开放时期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行教育家精神,高度重视教育强国建设,将重教尚学这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提升到崭新的高度。


中华优秀师道强调继往开来的文化使命。中国历代教育家对中国文化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孔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失序局面,他发出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警世感叹。他整理六经,开创私学,使得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整体性和连续性有了根本的基础。北宋教育家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和程颢的“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以及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都是这一使命意识的体现和反映。这一使命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师道传统,使得中华文脉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动荡的艰难时期得以赓续,中华文化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太平时期得以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中华师道的遗产,必将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在建设文化强国中奋发有为。


中华优秀师道要求经明行修的教师素养。中华师道主张进德和修业的统一,主张“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要求德业并举并要以德为先。汉代太学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然而,“经师易遇,人师难遭”。“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不足为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是学生、民众的模范和榜样。“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术,正道为渐摩之益”,要求教师用“正行”“正道” 去教育和影响学生。从孔子、王阳明到曾国藩,中国历代教育家无一不是学识博洽、自律谨严之士。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做“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先辈教育家终身修养的正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中华师道滋养化民成俗的天下情怀。中国传统士人有着千年延续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表现在教育实践上,则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教育目标和明德新民的师道路径。孔子主张“君子之德风”,教师的道德人格具有引人向善的社会感染力。孟子提倡“先觉觉后觉”,主张“以斯道觉斯民”。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着意“礼俗相交”,使“邻里乡党如手足兄弟”的意愿落到实处。明清时期的多数教育家既是书院的山长和教授,也被视为世之木铎,履行范示群伦、教化一方的社会责任。近代梁启超的《新民说》、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践,都是这一情怀的例证和体现。教育家精神包含的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是对这一传统的提炼和升华。中国师道这一传统中大量的经典论述和成功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体会和弘扬这一精神要求。


中华师道推崇勤学笃行的人格形象。中华文化推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这一品格表现在师道上,不仅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敬业态度、“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好学境界,更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执业特点。北宋教育家胡瑗“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他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实验的“苏湖教学法”,对于北宋理学的建立和师道的盛行,发挥了开创性的奠基作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激励了我们创立中国教育学派的信心,也推动了致力于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实践。教育家精神中的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是这一人格形象的时代表征,传承这一优良传统,能够助益于教育家精神的认识和弘扬。


中华师道主张言传身教的教学日常。中华师道主张言教和身教合一,在品德的熏陶上、师法的传承上,强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要“美道慎行”“口言之,身必行之”,对弟子要“听其言观其行”。正如荀子所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胡瑗被王安石评价为与孔孟地位等同的教育家,欧阳修评价他“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这样的老师,其教育才深入,影响才持久。古代教育家重视言传身教的感染和熏陶,许多教育家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等,弟子从游教师为学,师生日常起居常在一起,谈学论道,习礼作乐,影响是全面深刻的,《论语》《传习录》对此都有很好的记载。这体现了教育家精神启智润心的教育智慧及乐教爱生的仁爱之心,在中国的教育典籍中,这样的鲜活案例比比皆是,值得广大老师学习、感悟并付诸行动。


中华师道启迪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因材施教是我国首创的优良教育传统,宋代朱熹将其表述为,“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这一传统由孔子垂其范,历代教育家衍其义、继其绪,内涵不断丰富,在中国的教育典籍中有着大量记述。因材施教,教师不仅在内容和要求上对学生“不可限以一律”,还要基于学生的天性和兴趣,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进自不可已”。不仅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要做到启发诱导、豫时逊摩、藏息相辅等,还有教学组织上的分斋教学、择师选科的丰富实践。今天它已经成为教师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教育要求和教育智慧,其效用永不过时。教育家精神明确提出因材施教、启智润心的教育智慧,可见对这一师道传统的珍惜和重视。广大教师在处理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培养目标的协调上,更要弘扬这一传统,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无论是以教育家精神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还是广大教师在实践中深刻领会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中华文明中的优秀教育传统值得借鉴。


原文刊发于《人民政协报》2023年10月25日第10版;作者魏书亮,系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

原文链接:http://dzb.rmzxb.com.cn/rmzxbPaper/pc/con/202310/25/content_51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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