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为适应形势，十六国政权亟需从既往的历史尤其是两汉以来的历史实践中汲取走向一统的方略。这种汲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披览史书，汲取澄清天下的历史智慧。

十六国时期，当时中国的北方政权对峙，战乱频仍，社会现实激发了人们活学活用历史的内在需求，史学的社会功能再次凸显。西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东平王刘宇入朝觐见，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汉成帝询问大将军王凤的意见，王凤认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汉成帝采纳了王凤的建议，明令东平王学习五经，并指出“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大意是说，五经都是圣人写的，对万事万物都有记载，足够日常习用。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史记》这类史书乃“天子之书”，与王朝的治乱兴衰关系甚巨，岂是诸侯王所能觊觎的。这件事情特别收录在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宣元六王传》当中，足见史学之于社会的重要作用。

十六国时期，有一位积极学习“天子之书”、研习历史的人物，他就是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石勒是羯族人，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但是经常让儒生为他读史书，“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有一次，他让人读《汉书》，当他听到郦食其劝刘邦把六国的后代封为王侯时，大惊失色：“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待听到留侯张良谏言阻拦，他才松了一口气：“赖有此耳。”（《晋书·载记·石勒下》）由此可见，石勒通过学习历史，学出了政治智慧。

石勒是抱着走向一统的政治理想来学习历史的。有一次，石勒问大臣徐光，他可以和自古以来的哪位开国皇帝相比，徐光赞颂他超越汉高祖、光武帝，“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对此，石勒说，“人岂不自知”，如果遇到汉高祖，应该向他北面称臣；如果遇上光武帝，将会和他在中原一比高低，“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晋书·载记·石勒下》）石勒对自己的定位，体现出清醒的历史自觉，这种历史自觉促成了他的政治追求。

石勒之外，十六国时期其他出身少数民族的君主亦不乏爱好经、史、文学者。

二是振兴儒学，汲取和合天下的历史智慧。

振兴儒学也是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汲取历史智慧的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上。

前赵建立者刘渊，匈奴人，执政时期就开始留心教育，其子刘曜即位后，下令设太学和小学，立国子祭酒、崇文祭酒，逐步形成一套完备的办法，类似东晋的相关制度。后赵石勒在戎马倥偬之际，犹不忘学。攻占襄国后（襄国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的襄都区），于襄国四门立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石勒还设置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门臣祭酒以及文学掾等学官，于襄国城西起明堂、辟雍等皇家礼制建筑。他曾经亲临太学和小学，考诸生经义，赏赐优秀者。他对地方教育也很重视，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培养和选拔人才。后赵第三位君主石虎统治残暴，但教育方面也有一些作为。比如，令郡国立五经博士，于大小学博士之外，复置国子博士、助教，派人到洛阳抄写石经，将国子祭酒聂熊所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宫作为教材等。

前燕政权奠基者慕容廆，鲜卑人，倡儒学、立庠序、置祭酒，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其后人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也都重视文教，选用人才。慕容皝爱好儒学，长于撰述，经常到东庠讲学，并施行重农轻商之策。慕容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他自己也雅好文籍，常与大臣谈经论史，考辨义理。慕容暐设国子祭酒、国子博士，大开讲论。后燕、南燕的君主也很重视教育。南燕慕容德即位后，立学官，选拔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始终重视教育，苻坚在位时期的举措最为突出。主要有：崇儒道，教学主以经义；课试太学生，依课试等第任官；郡国遍设学校，贵族平民子弟一并入学受业； 置学宫中，禁卫将士及男女宫隶资质较高者皆受业；奖励博学有才、高行廉吏及孝悌力田等方面的人才。

羌族建立的后秦，姚苌在位时，于各地置学宫，培养和选拔人才。姚兴即位，大兴儒学和佛教。置经学大儒及其徒众教授于长安，学生达万人以上，并制定了便于诸生开展学术交流的政策。此外，姚兴还非常重视律学，以减少冤狱的产生。

总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在学校教育上，虽然重视程度有高下、兴废时间有长短、实际效果有差别，但其教育举措、教育目标始终蕴涵着两汉以来所奠基的天下一道的政治追求，这是其积极的历史贡献。

原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报》2023年10月17日第07版；作者王志刚，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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